《天长文史》政治篇

 罗炳辉与天长
　　      晋心德
　　         
　　         罗炳辉，虽然不是天长人，但他和天长人民一起共同奋斗了6年之久，与天长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是天长人民十分崇敬的一位将军。时至今日，在天长的土地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罗炳辉将军的故事。
　　    挺进路东
　　1939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的罗炳辉，于5月份随叶挺军长来到江北，7月1日，新四军第五支队成立(辖八、十、十五三个团)，他被任命为五支队司令员。为坚持贯彻中央关于东进皖东的指示，8月，便率领五支队相继越过敌封锁线，挺进路东。经过两个月的连续奋战和艰苦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开辟了以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其部队首次涉足于天长县汉涧、张铺、杨村、铜城一带，初步打开了津浦路东的抗战局面。1940年1月，罗炳辉指挥的五支队与苏皖支队协同作战，粉碎了日寇两千余人对天长、六合地区的“扫荡”，歼敌100余人，首克伪据点秦栏镇，使群情振奋，敌伪丧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铜城设宴
　　    1940年4月5日，罗炳辉在增援半塔保卫战以后，抵达天长大通镇(原属盱眙)，并将五支队司令部设在该镇，率部分军队及民运工作队继续向东挺进，4月8日拂晓，抵达国民党天长县政府所在地铜城镇。国民党天长县长李炳琦闻风丧胆，已于7日傍晚带数十名残部仓皇逃匿，但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地方一些士绅、商人对新四军存有戒心，担心“平分财产”。虽日上三竿，昔日车水马龙的铜城镇，却难见几家商店开门营业。为解除群众的疑虑，罗炳辉一面吩咐民运工作队的同志上街宣传，解释我党的方针政策；一面找来商会会长，拟定各大商户及当地有名望的士绅名单，书就朱红请柬，派通讯员逐一送至各户，邀请赴宴。
　　         时至正午，罗炳辉身着普通战士一样的粗布灰军装，脚穿草鞋，专候在铜城普济桥畔的原“玉流居”茶酒社门前，与来者一一握手，让人室内。席间，他还离开本席，到每张桌前，举杯敬酒。宾主交欢，谈笑风生，沉浸在一片诚挚和谐的气氛之中。席罢，来者皆随罗炳辉来到刘氏宗祠，他侃侃谈起我党我军的宗旨和统一战线政策，并针对士绅、商人的疑虑，开门见山地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浴血奋战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是为了帮助人民，保卫家乡，实行民主政策，诸位都是通史达理、耳目聪灵人士，我军进驻进来，所作所为，有目共睹，请诸位不要听信顽固派的谣言。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在这民族存亡之际，我党我军的一贯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我们就要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组织各种群众团体，欢迎诸位参加我们的工作：”罗炳辉的一番话，开诚布公，直说得各位士绅、商人频频点头，疑虑全消了。
　　           不久，天长抗日民主政府在铜城成立，不少士绅、商人参加了我方工作，对铜城及全县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张铺练兵 1941年2月28日，中央军委任命罗炳辉为新四军二师副师长 (师长张云逸兼)，当时师部驻在靠近天长边界的盱眙县黄花塘、泥沛湾一带。他对天长一带的安全尤为重视，一面加强二师的建设，一面积极发展地方武装。1941年冬春两次扩军，天长输送到正规军的青年就达795名，地方脱产武装亦发展到900多人(包括独立团在内)。这些入伍的新兵，大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有的连子弹都不会装，罗炳辉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整训练兵运动。亲自组织领导，从跳远、越障碍、过独木桥、翻单杠、武装竞走这些基本训练做起，继而劈大刀、练梭标、端枪练臂力等。他还根据平生丰富的战斗经验，总结出许多练兵格言，如“有三发子弹，也要拿出一发来打靶”，“整训为胜利”，“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军队要“稳如泰山，动如脱兔”，“枪支马匹是生命，此外一身轻”，“战争是生命的赌博，不懂战争科学和技术，是人民的罪人”，等等。为了更好地指导部队和民兵开展全面军事训练，这位在青少年时代被地主、土豪夺去求学机会、仅勉强念过3年私塾的将军，完全领先自学，克服重重困难，用他歪歪扭扭的笔迹著成了《指挥员熟用手册》、《民兵战术》、《关于三角式据点构筑和守备之要领》等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著作。他还经常到基层检查，参加军事操练。他治军之严在全军是有名的，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要求部属都这样做。1944年3月的一天，驻在张公铺村里的新四军淮南独立四团一营正在草坪上出操，忽然，罗炳辉同志来了，他走近值班员，“人都到齐了吗?”
　　    “报告师长，都到齐了”!值班连长答道。
　　    “你们的营长、教导员也来了吗?”
　　    “也来了。”连长回答后，营长和教导员赶紧走出队列。罗炳辉一面跟他俩握手，一面说：“你们干部能够以身作则，参加操练，这很好嘛!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打成一片，才能带好兵、打好仗!”看过部队的操练动作后，他又高兴而关切地说：“对，就要这样加紧练，细磨出快刀，苦练出精兵，要提高军事素质，就得靠平时苦练呵!”
　　        他对民兵的训练也抓得紧，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1944年天长县开展了全面大练兵活动，并于九月举行了民兵大检阅。他不但亲临现场检阅、授奖；还作了示范表演和鼓舞人心的讲话。在抗战期间天长之所以比较安定，与罗炳辉同志关心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建设是分不开的。
　　    鱼水情深
　　    罗炳辉曾欣慰地说：“路东是我们的天下，天时地利人和，三样都占着。”他和人民之间有着亲密无间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他用心血培植起来的。
　　    罗炳辉身为将领，却处处注意和群众打成一片，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穿着和战士一样的服装，过着和战士一样的生活，战士每月一元钱的津贴，他也不例外。如果说他有什么特殊，那就是在他的驻地开了一块菜地。他对西红柿栽培很有研究，他种的西红柿不仅比别人种的结实早，而且个大、味美、产量高。每年除自己食用、招待来宾外，还要送一部分到大厨房，供战士食用。他对其他农活也很内行。抗大八分校在龙岗时，他兼任八分校副校长，一年秋天去龙岗，正值群众种萝卜，龙岗地方习惯撒播，他见到后，便向群众介绍点萝卜的好处，并下田示范，耐心传授要领。就在收萝卜时，群众发现罗炳辉点的一墒萝卜不但个头大，结的多，而且质嫩、味美。至今龙岗还流传着“罗师长点萝卜”的故事。罗炳辉对天长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对老百姓敬如父母，睦如兄妹。1942年，天长一带旱情严重，大通曾出现严重缺粮缺种的现象，他自动提出降低自己的粮食菜金标准，捐献出粮款来救济灾民。方毅同志劝他：“不要降了，部队有这么多人嘛，何况你的身体又不好。”他恳切地说：“不行!我是司令员，应该带头。”为了减轻群众负担，帮助根据地人民渡过灾荒，二师的大生产运动在他的督促和影响下，开展得轰轰烈烈，1942年全年生产收人在2000万 元、粮食13000余石。年底,二师拿出当年生产收获量的20%,捐献给灾民，对天长人民克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他很关心群众的疾苦，即使在他病重期间也时时惦念着人 民。1945年，他除患有高血压病外，又同时受急性胃炎、慢性痢疾、 慢性疟疾等病魔侵扰，险些丧命。他病情稍有好转后；想到农民兼受水旱蝗灾，心情焦虑不安，在7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久雨连绵不停，农民受水旱蝗灾，农民食粮将受影响，热雨不知几时止。”平时行军打仗，每到一个村庄，他总要到老百姓家坐坐，与老农—起聊天，问收成好不好，公粮重不重，对部队有什么意见。从油、盐、柴、米问到对民主政府有什么要求。凡是老百姓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他总是十分认真地听取，然后一一转达给地方党委，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和困难。
　　    天长人民对罗炳辉同志也有着特殊的感情，当他来到村子里，只要有人喊一声“罗司令”，全村人都会涌过来。有一次他在一个小集镇开会，群众听说罗司令来了，都来看他，他听到外面闹哄哄的，就问出了什么事。警卫员笑着说：“群众要进来看你”。他两步跨出房门，一面和群众亲切握手，一面大声地说：“谢谢乡亲们！谢谢农友们!”孩子们也特别喜欢他，即使不认识的，只要见过一次面，很快就会亲热起来。194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罗炳辉骑一匹枣红马来到大通镇街头，见一个手拿红樱枪的女孩站在路口，便下马和蔼而又风趣地说：“你这个娃子，即格站在这里做啥子呵?’孩子不认识他，便说：“我是盘查哨，没有路条不准进镇。“我是新四军，还要路条吗?”“我身上有枪，你不怕吗?”“我们民兵也有枪，你说是新四军，谁认得?”说着，来了几个稍大的儿童，向罗炳辉行了个军礼：“报告司令员，我们在执行盘查任务，她不认识您，不该向您要路条。”罗炳辉哈哈大笑，连声说：“要得、要得、好样儿的!”他摸着那个女孩的头，赞扬她做得好。大通镇的孩子听说司令来了，都拢了过来，团团围住，他和孩子们席地而坐，谈了许多抗日少年英雄故事，勉励孩子们好好学习，练文习武，成为一个保卫家乡、保卫祖国的小英雄。
　　 1945年10月，罗炳辉奉调北上山东，先后任新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辅佐陈毅军长转战鲁南。在此期间，由于他久病不愈、身体虚弱曾多次晕倒。毛泽东同志于1946年5月20日写信给他：留得青山是很重要的，要他好好养病。”他怀着“为党为人民捐躯”的崇高意愿，带病奔波，指挥作战，6月21日病逝于      县兰陵镇，终年49岁。
　　罗炳辉将军的一生，为中国奋斗了32年。中共中央对他光辉的一生作了很高的评价。为纪念功勋卓著的罗炳辉将军，苏皖边区政府1946年6月29日发布政令：“特令将淮南路东之天长县改名为炳辉县。”不久，我军即坐北撤。1948年12月15日，我大军南西阿，收复天长城，天长地区获得全部解放。18日，炳辉县政府再次发出通，改天长县为炳辉县。至1960年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地名、工厂、学校等不以人名命名的通知后，炳辉县方恢复天长原称。

天长抗日民主政权创建经过
　　    卞  休

天长早在二十年代就有党的活动。共产党员陈洪缙在天长中学任教期间曾在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在进步青年中有一定的影响。
　　1931年冬，天长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团(CY)小组，在进步青年中宣传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1934年组织遭到破坏，1935年春，原共青团中的骨干分子和一批进步青年，又在城乡先后成立“今天”，  “青光”、  “行知”等学社，以学社的名义组织青年学习马列主义，阅读革命书籍，并通过创办刊物，出壁报，街头演出，组织军训等多种形式唤起民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底，各学社又联合成立天长青年救亡团，坚持抗日救亡斗争。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影响，对敌斗争的锻炼，造就了天长一大批青年优秀分子，为天长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1939年5月19日，中共津浦路东临时前委书记方毅和朱绍清率领新四军四支队八团二营扩编的挺进纵队及汪道涵领导的四支队战地服务团，进入津浦路东，5月底，部队进入天长县境，在汊涧、张公铺、何庄一带进行战略侦察，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开展统战工作，物色进步力量和爱国青年。朱绍清在张公铺与天长青年救国会的成员取得了联系，部队曾派员去南乡到陈文部队二支队进行活动，方毅、朱绍清又分别到汊涧镇和铜城镇对县长石经阁等国民党上层人土进行统战工作，对他们晓以民族大义，分析抗日形势，要求他们协助新四军，团结抗日，共赴国难。
　　1939年5、6月间，中共苏皖省委派周利人东进天长开辟工作。行前，省委领导同周谈话，分析了路东的形势，交待他到天长后，要团结进步力量，建立组织，争取抗日武装陈文部队。工作范围以天长为中心，兼顾盱眙、高宝、仪征等邻县。并交给周利人一批天长进步青年的名单。
　　周利人几渡封锁线，历尽风险，日夜兼程，利用上层的统战关系和士绅名流的门路，辗转进入天长。先后在张公铺、何庄开展工作，二十余日后，在北乡杨村找到了陈舜仪，此时，陈文部队刚被韩德勤打垮。周利人在陈舜仪的协助下，以杨村为中心，发展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天长历史从此揭开新的一页。是年8、9月间，路东工委书记李世农派陈德钧到天长协助周利人工作，陈化名周铸，打入天长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工作团开展活动。
　　10月，新四军第五支队派遣陈志方、王静夫妇到天长工 作．陈志方夫妇在时属盱眙的大通镇与当地青年徐万鸿、王守珍(夫妇)合伙以开小店作掩护，建立党的秘密据点。对外身份是：陈志方为老板，王静为老板娘，周利人为伙计。根据上级指示，成立由陈志方、周利人、周铸(陈德钧)三人 组成的中共天长县工作委员会，辖天、盱、高、仪四县开展工作。工委书记陈志方，掌握全面，周利人分工民运和武装工作，并负责天长南乡和仪征的建党工作，周铸分工宣传和青年工作，兼管铜城、龙冈、闵塔三镇的组织发展。1940年1月反顽斗争前，陈志方调离天长，五支队前委决定成立中共天长中心县委，周利人、周铸、陈舜仪为委员，周利人任书记，周铸分工组织和宣传，陈舜仪分工统战。工作活动地区与天长工委相同。
　　1939年10月14日，新四军苏皖支队(原是二支队四团的一部分)在陶勇司令率领下，自苏南出发，穿越敌人封锁，越过运河、铁路、长江，经扬州东乡吴家桥与苏北特委、挺进纵队(梅嘉生领导的挺纵三团划并苏皖支队)接上关系后，开赴江都县陈家集，  而后在江都(扬州)、仪征、六合、天长四县交界的十二圩、铜山、月塘、八百桥、樊集、冶山、横山、长兴、谕兴、官桥及高邮县的菱塘、送驾等地开展宣传活动，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
　　党组织经过多方考察，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党员。当时发展党员，都是组织考察，个别吸收的。在铜城镇以县动委会工作团为基地，发展一批知识青年入党，并成立党支部，周铸负责。这是天长地下党所建立的第一个支部。工作团内的进步青年，不少原来就是天长青年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抗战前有的参加“今天”、“行知”、“准备”、“青光”等学社活动，1938年周元斌、陈舜仪、徐速之等人组织天长县青年救国会，积极开展救亡活动。39年9月周元斌任县动委会工作团团长，  陈德钧化名周铸，  以工作团团员名义出现，负责党支部工作，团结、教育周围青年。这期间，继陈舜仪、纪元、梁明伦、陈国瑞、姚卿贤、周庆生、纪任、王聚成、徐速之、徐啸天等人入党以后，在工作团内先后发展了纪念、董少男，周元斌、朱寿康、马斌、史鸣、朱兆芬等人入党。1939年10月，安徽省动员委员会派李寿安来天长任县动委会指导员，同来的还有雷鸣远，他们的党的绍织关系转到夭长，由周铸单线联系。工作团的党支部领导党员同国民党县长李炳琦搞的县政府政治工作队(一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个政工队对外亮的招牌是宣传和组织发动群众抗日。
　　1940年春反顽斗争前夕，为保存党和革命的力量免遭损失，由地下党员雷鸣远、纪念另组织了政治工作队二队，三队，以下乡宣传，发动农民抗日的合法名义，先后离开国民党反动势力较强的铜城镇，在党的领导下，沿着工作团的路子开展活动，继续团结教育广大青年。此外，地下党派遣朱兆芬、纪念打入桂系国民党在古河办的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第一分班，为党做争取青年的工作。古河干训班的指导员王滔负责党组织工作。这样，在政工二队、三队和古河干训班中先后发展的党员有：陶滔、张作宾、胡磊、杨涟、韩礼和、肖思忠等人，在政工二队、三队中各建立一个党支部。
　　在天长的张公铺、汊涧、何庄，高邮的闵桥、塔集和盱眙的大通镇，分别吸收了何大启、崇哲之、许嗣宗，祁式之，吴克村，徐万鸿入党。张公铺当时是天长地下党与驻半塔的上级领导机关进行联系的必经交通要道，根据斗争形势需要，发展了朱连有、朱连珍、严天霞等人入党。在杨村，通过组织秘密武装和发动借粮斗争，发展了缪文渭，蒋耀先，单庆堂，纪文德、周长有、张长树、凌在发、缪世绵等八十多人入党(一度发展速度过快)，建立了支部、总支。在仪征，发展了当时打入国民党县政府常备队的魏然等人入党，对于争取仪征国民党县长黄家驹筹集经费，收买抢枝和隐蔽党的骨干起了很大作用。在盱眙，根据五支队前委书记郭述申的指示，吸收了陈穆入党。他在国民党政府税务部门工作，为党筹集经费子弹起了很大作用。
　　经过这段时期党组织的发展，在天长的五区，四区和一区内，建立了十五个党支部，共有一百余名党员。
　　1939年11月底，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偕徐海东率中原局机关来到皖东路西定远地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同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赖传珠等会合。此后，少奇同志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对广大干部加强思想教育，先后几次召开中原局扩大会议，以及其它活动，认真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放手扩大抗日武装，坚决反摩擦，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根据地的战斗任务，清除右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天长县委负责人通过参加上级召开的会议，直接听取少奇同志以及皖东其它领导人的指示、讲话，而后在天长地区的党员、干部中传达贯彻，使大家提高觉悟，茅塞顿开，提高了对党中央、毛主席正确路线、方针的认识。少奇同志和中原局进驻皖东，是天长地区形势迅速发展、局面改观，创建根据地和建立政权的关键。  
　　1939年底至40年春，反摩擦斗争前夕，为了应付紧急军事局面，新四军五支队前委指示天长地下党要作最坏的打算，指出当时将有韩德勤部重兵压境，进驻到汊涧、张公铺、大通、旧铺、马坝、铜城一线，天长东面，靠近高邮湖，南面有日伪据点天长城，北面有桂系国民党县长李炳琦控制的军政据点铜城镇，在这狭长的敌后地带活动，必须充分估计各种困难，思想上要有足够准备，包括可能与上级断绝联系，以及杨村附近有敌军来骚扰等。指示中心县委要就地坚持斗争，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遭受破坏。县委遂决定铜城镇内的党员和党外进步人士，用下乡宣传、发动农民抗日的合法名义，分批撤至农村，将党所控制的政工二队调离铜城，党掌握的政工三队和其它人员撤到杨村一带，参加县委举办的党训班。根据上级指示，还把面貌不红的人员留在铜城顽政权里，负责留守联络，侦察情报，向上汇报。
　　    1940年3月下旬，半塔保卫战在少奇同志的指示和江北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由于新四军第五、第四支队的部队和地方军民的奋战，连同陶勇、叶飞率领的苏皖支队、挺进纵队的配合作战、增援，把顽军彻底打退，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路东局面急转直下，路东数县顽政权一举摧垮。天长国民党县长李炳琦仓惶逃窜。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率部乘胜追歼逃敌至马坝。张指挥于此派侦察员到杨村、铜城找天长县委同志去马坝商谈筹建政权问题。此时周利人已带了秘密武装进入铜城。由张云逸、邓子恢与周利人、程启文一起面谈。张云逸指示要越快越好，将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起来，还要抓好武装，抓好粮食和税收工作。据周原冰(元斌)提供情况，邓子恢也找他谈过，并派他由马坝回铜城参与筹建政权。周利人、程启文当即赶回铜城连夜召开县委会议，商讨搭架子、配人员，全面铺开建立政权。原先，张云逸的意见要周利人当县委书记兼当县长，周考虑陈舜仪是地方群众领袖，有一定领导水平和行政工作能力，一再建议由陈当县长，后来领导上同意。遂于同年四月上旬，在铜城镇西大操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推选陈舜仪当县长，上级决定县政府党团书记由周利人兼任，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筹备与建立得早的是季桥乡，建立于县政府成立前。
　　首届县政府的机构和主要人员：县长陈舜仪，秘书周元斌，  督导员张炎，  一科(民政)科长高峰(未到任前由周元斌短暂兼)，二科(财政)科长邵涤非，三科(教育)科长郭兆元，金库主任赵玉灿，税务局长夏雨宜，军法室军法官江利申。县下辖四个区，一区，区长胡贡球，三区，区长徐速之，四区，区长李庆京，五区，区长张弓。二区时为沦陷区，临时设东北特区办事处，由非中共人士俞唤民、胡长义任正副主任、

 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
　　天长的抗日武装，经历了一个由秘密组织到公开发展壮大的过程。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天长县政府组织了县抗日自卫后备 团，全县按东南西北四乡建置四个团，其骨干政治情况左中右都有，较复杂。地下党根据上级党委关于在敌后发展 秘密武装的指示，注意利用合法身份抓紧建立秘密武装。
　　 1939年7月，首先通过杨村乡乡长、杨村后备营营长、进步人士夏雨宜的关系，以杨村乡公所为基地，由周利人、陈舜仪进行活动，抓了一支小武装——警卫班(亦即地下游击小 队)，有八、九人，政治上完全可靠，主要任务搞保卫、警卫(地下党活动和负责人安全)。队长陈国瑞、指导员梁明伦、副队长周庆生。一段时期后，发展演变为杨村青年模范队，对外公开称自卫队，警卫班成员都成了青年模范队中的骨干。任务为侦察调查情况，保卫交通联络，执行破坏公路、电话线，  “打资敌”等项斗争。而后，全区其它乡也都陆续成立青年模范队(民兵队中的骨干队)。以后，通过各方面努力，争取陈舜仪当上国民党政府第五区区长，使开明人士胡贡球当上第一区区长，他们俩兼当了抗日后备团的团长和副团长，徐速之也打入当了五区区员。这样，大大方便于掩护发展秘密武装和其它活动。后来，抗日后备团的大部份骨干均为地下党所掌握。
　　1939年冬，新四军五支队前委决定以老八团二营为基础，同天长的秘密武装合编为一个团，由二营营长朱绍清兼任团长，陈舜仪为副团长，祝世风为政委，朱绍清率二营过来，在杨村附近准备建团。为了庆祝这个团的建立，县委在党内和党掌握的武装内作了全面动员并对外作宣传，在杨村镇上贴了许多欢迎标语，后因形势急变，计划未实现。因广西军部分主力在路西，韩德勤部在路东采取东西夹击，妄图消灭皖东新四军。  “前委”急电令朱绍清率二营深夜奔赴路西，打击桂顽。这样由于时局，行动变化，仓促收场，不少党内外同志面貌搞红；顽固派又派出便衣武装，包括政工一队队长曾玉挺到杨村侦探，拟大肆捕我地下党同志。一部分面貌暴露的党员被迫撤出，陈舜仪避去仪征活动，纪元到张公铺小学当教员掩护开展活动，其它同志分散各地侦察情况，联络人员，县委并将情况及时向“前委”汇报，地下党决定将这支面貌暴露的武装暂时分散，就地坚持待命。1940年4月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时，在这支秘密武装的基础上，成立了天长独立团。副团长程启文，政委周利人(兼)，政治处主任刘人和。为加强党对武装的领导，将杨村武装中的一百多人和由党基本掌握的原抗日后备团的武装部队合编为四个中队，人员达五百人，枪支达350支，这时江北指挥部又派彭思忠带领的一个有老红军底子的连队，充实加强天长的武装力量，组建成独立四团。团长由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副司令罗占云兼，政委候政，政治处主任汪少川。这个团战斗力较强。隶属路东联防司令部，是路东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

天长国民党溃退前后
　　盛    唐
　　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天长，淮南党政军奉命北撤。当年十二月，华中局指示组成淮南总工委，组织武装人员陆续由山东南下，开赴淮南，开展游击战争。一九四七年七月，组成淮南支队，以淮宝为基地，建立金沟河东游击根据地。一九四七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第三十四旅陆续进入淮南，南下部队遂由建立前哨基地转向主动出击。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淮南支队攻克龙岗，二月二十七日，三十四旅和淮南支队解放天长重镇一一铜城镇，直接威胁国民党首都南京，国民党政权十分惊恐。三日，国民党国防部调集十三个正规团，“围剿”津浦路东南下的解放军主力部队，解放区军民经过四十三天的艰苦斗争，粉碎了国民党部队的大规模围剿，主力部队暂时退到金沟河东。天长的国民党政权在惊恐之后，得以苟延残喘。面对淮南部队的强大攻势，天长国民党军政人员惶惶不可终日，明知大势巳去，但还要作失败前的垂死挣扎。
　　乞  求  援  兵
　　一九四八年三月，国民党十三个正规团的四十三天“大扫荡”被粉碎后，国民党主力部队撤离天长，天长防务空虚。国民党天长县党部、县政府、参议会、调查室联名向南京 国防部、卫戍总司令部、第八绥靖区(驻蚌埠)呼救，请求派兵驻境，防御我淮南部队。一九四八年四月，国民党国防部派六十三师第四五六团驻防县城，四五五团驻防铜城，两个月后调走，复由卫戍总司令部驻六合的宪兵团第二营进驻县城，月余复回六合。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六十六师一五八旅进驻天长，五五三团驻铜城，五五五团驻汊涧。十二月一日，徐州解放，一五八旅经马坝去盱眙集结。
　　当时，由于国民党部队调动频繁，国民党县政府成立军民合作总站，在铜城汊涧成立分站，筹集物资供应当地驻军，人民深受其苦。仅一九四八年八月至十月，铜城军民合作分站就从铜城、龙岗，杨村、季桥四乡镇征集黄豆500担，柴草8000担，猪300头、鲜鱼300斤，鸡鸭千余只、瓜果蔬菜 500余担，无偿供应给铜城的国民党驻军。
　　滥  杀  无  辜
　　我淮南部队在解放龙岗，铜城等地后，在本县的部分地区建立了基层政权。天长人民重新抬起头来，纷纷组织起贫民团，向地主和国民党军政人员进行清算，分了他们的财产。四十三天“大扫荡”后，我淮南部队暂时退到金沟河东，一些逃亡地主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第二次还乡，向人民群众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国民党县政府专门召开乡镇长绥靖工作检讨会议，布置还乡杀人事宜。会后，各乡镇对人民政权掉队的干部，军属，分地主浮财的贫民团成员及无辜百姓，任意刑讯、枪杀甚至活埋。他们先后在铜城、龙岗杀害60余人，季桥乡被杀10余人，金集、王桥、郑集、秦栏、仁和被杀害8入。一时腥风血雨笼罩天长，
　　横  征暴  敛
　　天长国民党政权预感大势已去，在请兵驻境，加强法西斯专政的同时，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准备潜逃。一九四八年征收自卫公粮3000余担，提成百分之三十作为县政府的特别事业费，用来购买枪支弹药。一九四八年十月，县党政会议决定，成立运粮组，先向六合运送大批粮食，溃退前又将大批粮食运往扬州。还预征一九四九年的田赋，由田粮处将通知单发往各乡镇，再由各乡镇长亲自督阵，强征抢运，送到县城集中，计征粮七万余担。同时向各商店强征戡乱捐，没收我方北撤干部的家产，可谓括尽地皮，大捞一把。
　　溃  退  江  南
　　一九四八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上午，由铜城情报站向县参议会报告，铜城方向发现解放军两个团，下午，国民党县政府接到情报，解放军先头部队巳抵达南星墩。县长郑千里闻讯后，于晚八时下令县属各机关，整装待命，并紧急通知在县城外围的护城桥、老坝头、何家渡，三汊河，二凤山防守的保安队及各乡镇自卫队，到东门城外集中，向秦栏方向逃跑。走在最前面的是王桥乡、秦栏镇的数十名自卫队，负责保护县参议长何葛民、副参议长叶绩丞、县政府主任秘书黄哲等。接着是县政府各机关人员、部分老百姓和各乡镇的自卫队，郑千里、段体明、王佩英走在最后，保安团第一营营长郭澄壁率部在牌坊断后。并将监狱中全部案犯交警察局押解秦栏。王佩英在案犯中提出周庆生，陈国瑞、简少卿三人，命令调查室行动队带至东门外毗尼寺附近枪决，陈国瑞幸免，周庆生，简少卿殉难。
　　十二月三十日，国民党整编第四师为控制运河线，掩护国民党军队渡江南逃，由扬州西进，进攻天长。溃退在秦栏的郑千里率残部配合行动，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重占天长。一月十五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整编第四师仓惶撤退，郑千里复率残部随军溃退江南，接受改编。国民党在天长的统治从此结束。

地下交通工作回忆
　　缪  文  渭
　　一九三九年秋天，经王巨城同志介绍，我给天长县地下党特委书记周利人同志送信。远则铜城，大通，龙岗，近则东西前后庄。同年十月我入党以后，周利人同志就要我负责地下交通。
　　当时，周利人向我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张公铺南园的朱连有(后改名朱彬)，一个是龙岗镇的万春堂药店小老板姚卿贤。周交待我与上述两人直接发生关系，不打听其余收 递信件人的姓名住址，也不把自己的姓名地址告诉其他收递信件的人，我只有传递信件的义务，没有了解探问收递信件人的权利，这是党的纪律，必须遵守。
　　十月二十二日，我拿着周利人同志的介绍信，到张公铺与朱连有同志接上关系。我们一见如故，就这样我按期到他家取信件(包括书报)捎回杨村，然后再把需要转走的信件转送到下一站，那就是龙岗姚卿贤同志家。
　　时隔五十年，对当时具体情况很难一一记起，只有作一些概略的回忆。
　　    (一)地下交通站
　　一九三九年秋天，我负责通信联系的有几个点，一是杨衬街北王巨城家，二是周家渡小周庄，三是高塘乡缪庄，四是大通镇杂货店。到了十月下旬，以上的点不甚重要，主要集中三个点，一是张公铺朱连有同志家，二是杨村街北王巨城家(后转移高塘缪庄)，三是龙岗姚卿贤同志家。还有横荡桥冬至破庙里(现属江苏金湖县)，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同姚卿贤到这个点去过—次。姚说：“这个点是淮南通往苏北的交通站，那里就是姚卿贤同志活动的地方。
　　交通站所送信件分急、缓两种，急信不分昼夜，风雨无阻，要一刻不停留的把信送到收信人的手里，缓信(包括书报)，放几天送出亦可。当时是信件多书报少，每月大宗信件(书报或其他)只有三、四次，少则一、二次。  远信 (外省外县)不多，本县特别多，几乎每天都有信送，有时候忙不开，还得找地下党可靠党员帮助送(曾派地下党员缪世绵、单庆堂等送过许多次信)。
　　当时交通站除设在交通员家里，还有设在土地庙，大树皮底下的。有一次朱连有想了一个点子，他说：  “天长到张公铺取信太远，便益集西北胡家桥头有座土地庙，我上半夜把信和书报送到土地庙，压在神位底下，你下半夜来取，风雨无阻，谁出问题谁负责”。我同意他的办法，有一天下半夜我来取信，有两个妇女在“叫魂”，一个喊：  “龙女子回来啦!”一个答：  “回来了……”。边叫边往土地庙走，我怕信件被她们发觉，见她们跪下磕头时，急中生智，抓起两团泥土往土地庙前撒去，那两个妇女以为土地爷爷显灵，被吓跑了，我安全地取回信和书报。有时候将土地庙后大树皮撬开，把重要信件藏在树皮底下，按时取回。
　　    (二)地下交通线
　　当时敌、伪、顽严加封锁，人出远门很不安全，生命没有保障，打死一个人等于打死一只鸡，无处喊冤。  为了安全，我和朱连有同志商量，从天长到半塔选择三条路线，一条由范庄经胡家桥、张公铺，葛家巷，大刘营至半塔；一条由龙王庙、便益集、石梁、汊涧、龙口涧至半塔；还有一条由大通，平安、天王寺，张洪营、大刘营至半塔，这一条路线走的很少。有三条地下交通线通往江苏省，一条由蔡家河、郑集、长兴集进入江苏仪征月塘集至谢家集；一条从周家渡横渡沂湖，经桥湾、宣家河头、芦龙桥过天扬公路到刘三房至铁牌店；再一条由龙岗进入江苏闵桥、横荡桥至冬至。
　　上述是指长途交通线，在本县则有：铜城，大通，范庄，梁家营，汊涧，张公铺，何庄，潘家巷，东旺庙等。有时候我和朱连有同志不按照规定路线走。对准方向逢田过埂乱跑，既抄近又能避开敌人。
　　每逢送远信，我和朱连有同志就结伴同行。张公铺至半塔是他路线范围，张公铺至杨村是我路线范围，我和他到半塔，他又和我来杨村。我到张公铺有人问朱：“他是哪里来的?”朱回答：“东方客人。”朱到杨村有人问我：“他是哪里来的?”我回答说：“西方客人。”地下党人心中有数，就不再问了。
　　两人同行有好处，一人行路孤单，两人同行有人说说话，不觉疲劳，并可相互壮胆。同时两人走路安全，遇到坏人有转机。有一天，我们走过陈家砖井，庄上出来一个人，往我们这里走来，到了跟前，他翻着大眼睛恶狠狠地说：“你们干什么的?走，跟我上庄。”我看庄上住着顽军，心中胆怯?朱连有转过头来大声责问道：  “你干什么的?老子有公事。"说着，手往腰眼猛拍：“走！跟老子上街…”那人以为他伸手摸枪，吱吱唔唔走了，老朱回头又补了一句：  “吃江湖饭的眼睛里没有水！”那人匆匆地走了。我问朱：“你怎么来硬的?”朱说：“对于这种人你要软，喊他爹爹他也不饶你，你要硬，他喊你爷爷。”
　　    (三)要善于伪装
　　地下交通员，身边带有重要信件和书报，若被敌人查到，不但党受到损失，交通员也性命难保。为了不被敌人发觉，交通员要化装成走亲戚的，取鱼的，做生意的或拾粪的，有时候背着粪筐走几十里地。有几次我送信到龙岗，扛着鱼网，背着鱼具。又有几次送信到半塔，我和朱连有各挑两只篾筐，里面装着香烛纸马，沿途卖香，卖到半塔香卖完了，把取的信件，书报挑回来。凡是化装成拾粪、取鱼，做生意的，途中遇到敌人很少被搜查。
　　过敌人封锁线，信件伪装更严密。半塔保卫战前夕，敌人层层包围半塔，我们化装拾粪的，把干驴屎蛋掏空，  将信塞进驴屎壳里，背着粪筐，又一次化装成卖草的将信裹在草里，蒙混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和严密检查，终于将秘密信件送到我军驻地半塔。
　　周利人同志很注意信件伪装，凡是送出重要信件，他都要亲自用针线把信缝进我的衣角里。有一次走到翁家岗遇敌搜查，把我一件旧棉袄撕得粉碎，也没有查到信，因为周利人同志将信缝在内衣角里，可见周利人同志不愧为颇有经验的老地下工作者．
　　伪装信件的另一种办法以“代号’代替信，信不是字写的，而是横一杠，竖一杠，弯弯扭扭，手指宽的纸条上写得密密麻麻，即使被敌人发现查出了，也认不出啥名堂。
　　还有另一种伪装以“暗号”代替信，有一次周利人叫我到杨村顽乡政府送一封信，周说：  你到顽乡政府等着，有一个人说：  ‘天快晚了，有个朋友等我’。你说；  ‘天没有晚，太阳刚落山。’那人出来，  你就把信交给他。”我记牢他的话，到了顽乡公所，一屋子人打麻将，等了一个多钟头，有一人说，“天晚了，有个朋友等我。”我即回答说：“没有晚，太阳刚落山。”那人回过头来看看我，即忙出来小解，我便随后跟出来，走到屋后边把信交给他。
　　    (四)交通员的纪律
　　地下交通员有严格纪律和制度，周利人同志明确规定：交通员送信必须按时走按时回来，延长时间必须说明原因。有一次，我送信到张公铺发现有敌军驻扎在张铺街上，四围门紧闭进不去，一直等到半夜，朱连有才越过围墙，把一封信送到收信人手里。我们一夜没睡觉，第二天赶回杨村已超过规定时间十小时，再找县委机关，机关巳迁走了，到处打听不到，失掉了联系，后来史鸣同志派人和我联系上，我问史鸣：  “县委机关转移为什么不告诉我?”史鸣说：  “地下党交通员纪律你是知道的，你超过十小时，怀疑你被敌人逮捕了，所以县委机关才转移的。”
　　地下交通员还有一条纪律，如前所述，交通员送信给收信人，不许问收信入的姓名地址，也不允许把送信人的姓名地址告诉收信人，送信人应随机应变用假姓名假地址敷衍过去，切不可说出真名实姓。那时我和朱连有同志一天能更换名字，上午叫“姚玉”，下午叫“曹明”，住址随咀乱编，使人摸不清我们的底细。送信人与收信人也不发生横的关系，有些同志收信时经常见面，就是不知他姓甚名谁。徐速之同志的名字我很早就知道，后来也经常给他送信，却不知他就是徐速之。一九四0年四月新政府建立之后；我才知道他叫徐速之。我说：  ‘速之同志就是你?”他说：“我早就认识你了，就是不敢露名。”在投递转运信件中，交往上千人次，只认识朱连有、姚卿贤、陈舜仪、纪念，纪元，梁明伦、董进之等，绝大多数同志面熟，但不知姓名。有一次我送信给陈海印，他留我吃午饭，吃饭时他问我姓名，我如实说了，又问我在老周身边做什么事，此事后来被周利人同志知道了，他狠狠地批评了我，说我违犯党纪，违犯三次以上开除党籍。
　　    (五)交通员又是侦察员
　　地下交通员不但给党内传递信件，同时还负有侦察敌情的任务。每次取信时周利人同志总要嘱咐：“侦察顽军情况、驻军和去向，以及群众反映。”所以，我每次送信回来，都要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向他作详细回报。
　　有一次朱连有同志对我说：“汊涧的顽军经张公铺往大通方向去了。”我立即向周利人同志回报，周派纪元同志到大通侦察回来说：“大通顽军向马家坝方向撤退。”周利人同志判断敌人在半塔战斗中失利，有撤退苏北的迹象。又有一次我送信到江苏铁牌店，回来经过秦栏十字路买茶喝，见日寇军车将鬼子一车一车往天长县城拉，我问卖茶老板：“这么多的鬼子拉到天长干吗?”卖茶老板告诉我说：  “拉的多啦，一次十几辆汽车，拉了一天一夜。”回来把情况向老周回报，周料断说：“鬼子要扫荡，准备动员反扫荡。”果然不出所料，没几天，天长鬼子下乡扫荡，就是那一次鬼子把杨村街烧了半截。
　　还有一次，我送信到龙岗，姚卿贤同志对我说：“国民党后备团付团长余焕明领一支队伍驻扎在郭家大桥，然后再从东西蒲塘过来驻军杨村，名义上深入敌区抗日，实际上是控制杨衬夏雨宜同志领导的我党地下武装后备队，监视我地下党的活动”。回来我把情况向周利人同志回报，周立即派人侦察，结果确有此事，后来敌人的阴谋被一一击破，没能得逞。
　　    (六)交通员的艰苦
　　当一个地下交通员有易有不易，易者，当地人送当地信，地形熟悉，人事熟悉，不易者，工作比较艰苦。当时没有电报，电话、自行车，全靠两条腿跑，那怕有一点小事也叫你去，就这样终月马不停蹄地跑，晴天也罢，下雨下雪就苦了。有一天老周要我半夜送信到梁家营，外边下着大雨，刮着大风，天黑路滑，我实在怕走，王巨城同志劝我说：“你去吧!老周在考验你……”我只好硬着头皮，摸黑夜，顶风雨，不知跌了多少交，走到黎明终于把信送到目的地，完成了任务。
　　有一天下午，我和朱连有同志送信到半塔，过罗家腊已是黄昏，  又下着小雨，肚子饿走不动路，见前面有一丝灯光，我们便向灯光摸去，走到跟前果然是一户人家，我们真高兴，敲开门想讨一碗饭吃，并想过一宵明天再走。可是这家人刻薄得狠，既不留宿，又不给饭吃，一股劲儿赶我们走。
　　我说：  “歇一会儿再走……。”这时，屋里有个年轻人学拉二胡，音定不准，我接过胡琴邦他定好音，并拉了一段小曲“过门”。他看我会拉即问：“你会唱吗?”我说：“会唱。”我就唱了一支最拿手的《满江红》‘爬墙头”。那一家见我会唱，便催我再唱，我说：“我们还是早上吃的饭，饿了一天没劲唱了。”这时，当家人就叫媳妇烧饭，烧莱，我们吃饱肚皮又唱了“活捉张三郎”， “大小奶奶争风”，“二姑娘害相思”几个大牌曲。从此结下交情，每一次送信到半塔都到他家歇宿，吃住不要钱，就是要叫唱唱，朱连有半开玩笑地说：“羊癫疯学三遍，过河不要钱，我们学会唱，住宿吃饭不花钱。”
　　有一次，有封急信要连夜送到苏营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部，我晚上到了张公铺找连有同志，他生病发烧三十九度多，他看信很重要，就同我连夜送信，一路上没有水喝，路两旁村庄上住着顽军，又不敢上庄寻水，就这样忍饥挨渴，又跌了许多跟头，终于把信送到了苏营。
　　交通员夜晚送信，行动保险，不易遇到敌人，可是难过瞌睡关，到了下半夜不知多么想睡觉，可是时间限定信要按时送到，在途中不能耽搁。有一次我和朱连有送一封夜信，走到下半夜瞌睡来了；一头栽到埂坂里，头皮跌破了，忍着痛又走，走到鸡叫，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就仰在草地上歇，一躺下就要睡着，睡着又要误事，老朱说：“我们不能睡着。”我说：“不睡着就数天上星，你数南半天，我数北半天。”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数到二十二颗时，听不到他的数星声，只听到呼噜声，一会儿我也睡着了，一觉睡醒，太阳出多高，老朱猛然爬起来大声喊道：  “不好了，误了时间……”
　　有—次我送信到半塔，走到翁家岗被敌人捉住，吊了两个半钟点，把一件旧棉袄撕碎了，几乎送了命。
　　地下交通员是地下党的先行官，随时随地有牺牲的危险。交通员要勇敢、机智、灵活、不怕吃苦，没有勇敢牺牲精神，不能当地下交通员。我和朱连有同志任地下交通员半年多一点时间，没有出过任何差错，安全地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刘少奇同志在天长
　　张  云  年
　　一九三八年九月，党中央适时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胜利地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为迅速扭转因王明路线的影响而造成的长江两岸抗日形势发展迟缓的局面，党中央毅然改组长江局，设立中原局。会议一结束，刘少奇同志 (化名胡服)便离开延安，作为党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奔赴华中敌后，全面领导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视察了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指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大踏步东进，迅速建立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创了皖东地区欣欣向荣的大发展的新局面。当时皖东地区的人民都悄悄议论着胡服的名字，天长的同志们也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他，在他指挥下战斗和工作。
　　一九四零年四月上旬的一天，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风尘扑扑地从半塔来到汊涧，他就是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的到来，就象适时而来的春风喜雨，受到了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和广大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少奇同志和霭可亲，平易近人，生活十分朴素。这次在天长，虽然前后不到一月，却给人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少奇同志对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十分关心。他曾说：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就是抗日民主政权。他要求同志们认清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条件，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建立民主政权，建立抗日根据地。当时，随着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已经在铜城宣布成立，陈舜仪同志当选为县长。四月底，少奇同志在罗司令陪同下特地与陈舜仪和天长县委书记周利人同志见了面，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指示说：在没有政权的时候，我们一切工作的重点是为了夺取政权，有了政权以后，就要巩固和运用政权。要抓发展生产，保证供给，改善人民生活。少奇同志的指示，为地方党政干部指明了工作方向，天长地区很快建立了区、乡、村各级民主政权，同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大力发展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量粮草。一九四一年午秋两季就征缴救国公粮两万四千多石。
　　少奇同志非常重视扩大武装。当时，一些同志对发展武装力量认识不足，认为国民党不允许我们发展。他严肃地指出；  “打鬼子要用枪来打，这是个普通常识。但却有很多人不懂。革命的兵要招，革命的马要买，必须积极地扩大新四军，扩大游击队。”少奇同志一到天长，就与设在汊涧的新四军江北军政干校同志住在一起，了解他们的思想、学习情况。六月一日，他刚从淮北视察回来，听说干校举行开学典礼，不顾疲劳，亲往参加并作重要讲话，强调了发展武装对于建设根据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重大意义，勉励大家安心学习，刻苦训练。七月，大通恶霸地主叶一舟等在秦庆霖的支持下，猖狂发动暴乱，破坏我民主政权，残杀革命干部。少奇同志亲自指挥干校学员配合地方武装予以镇压，震慑了敌人嚣张气焰，也锻练了干校学员。八月，第一期学员结业，少奇同志又欣然参加了结业典礼。他说，我们的目的是争取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目前就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给学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少奇同志还指示天长地方党政干部要把独立自主地壮大人民武装作为大事来抓，不断促进天长抗日武装的发展，到四零年底，天长除向正规军输送了大批兵源外，各区乡都建立了地方武装。在四一年春冬两季扩军运动中，为正规军输送了七百九十五名青年，建立了有近千人的地方武装，培养了四百多名军事干部，有力地保卫了根据地建设。
　　少奇同志是一位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宣传家，组织家。他一到路东，就明确指出，现在形势比较稳定，目前主要工作就是要发动群众。他在汊涧期间住在李祥和杂货店，这是汊涧有名的几个富商之一，住下的第二天，他就找店主人李子香、李叔衡闲淡，给他们烟抽，问他们经营状况，启发他们要提高认识，参加抗日，并动员李叔衡参加地方政府工作，当李说：  “没干过不会干”时，少奇同志笑着鼓励说：  “干工作不难，只要‘公正’二字就行。”一席话，消除了他们紧张情绪，李叔衡愉快地参加了革命工作，担任了我民主政权的保长(后改为村长)，在筹粮筹款，发动群众中做了不少工作。少奇同志很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他来后不久，汊涧民主政府在大觉寺召开群众大会，他高兴地与群众见了面，对大家说：“我们国家由于日本鬼子的侵略，已经面临危险的关头，大家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壮大抗日力量。”他指示地方政府召开开明士绅、民主人士座谈会，帮助他们提高认识，使汊涧的一些商业富户纷纷靠拢民主政权。他们组织商会，出入敌占区，兑换伪币，购买货物，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经济建设。当时根据地抽烟很困难，铜城的民主人士朱雨江等集资开办了一个烟厂，生产的烟除在本地销售外，还冒名敌占区的名牌烟打入敌占区市场。一些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少奇同志听了天长县负责人汇报以后，高兴地说：好嘛！我们就是要利用他们。他们有关系，有经验，有些我们不能做的事，起不到的作用，他们能做到，能起作用，由他们去办嘛！后来，这个烟厂一直活跃在根据地，直到四六年我军北撤。
　　少奇同志时刻不忘党的建没和党员的教育。当时，根据地初建，党员组织思想不纯的现象比较严重。少奇同志经常教育部队和天长地方的党员和干部，要加强学习，提高思想水平。四零年七月一日，为庆祝党建立十九周年，应江北军政干校《迈进报》和其它报纸之约，他特地撰写了《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文章，强调党的领导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定意义。同日，在半塔附近大田营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他以此文为基础，又作了重点报告，号召全体同志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党建设好，做一个遵守党纪，勇于牺牲的好党员，要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屈，顽强斗争。少奇同志的这篇文章，一直成为我党教育干部的历史性文献。少奇同志不仅要求于人，自己也以身作则。当时，天长、六合都驻有日寇，三河北有韩德勤的部队，枪声时常可闻，战斗接连不断，少奇同志总是泰然自若。他甚至不顾安危，一直来到石梁一带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根据地的生活比较艰苦，少奇同志从不搞特殊化，艰苦朴素、与人一致。
　　一九四零年十月间，苏北黄桥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鉴于路东地区已经巩固，苏北局面已经打开，少奇同志认为指挥中心应该由淮南移到苏北，便率领一批淮南干部和中原局机关移住盐城，与陈毅等同志会合，建立了新四军华中指挥部。
　　少奇同志在天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教导对天长根据地的建设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回忆范长江同志
　　缪  文  渭
　　一九四四年十月，新四军二师在淮南路东抗日根据地的天长县铜城市召开群英大会，新四军军部首长都赶来参加。白天，检阅天高各区的民兵队伍打靶、练武、射击、投弹。各区的劳动模范，带上自己的劳动果实参加展览，展览会上陈列着几十斤重的大南瓜，粮食、瓜果，蔬菜琳琅满目，庆贺丰收。当年的铜城市人山人海、爆竹声、呐喊声、唱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夜晚，铜城镇内和南头的大小溪广场上，戏台林立，灯火通明，各区的剧团向军部首长作汇报演出，慰劳天高各区的民兵英雄和劳动模范，号称“百团大会演。”当时是戏台靠戏台，戏台对戏台，唱“对台戏”，那台戏演得好，那里的观众就多，可谓盛况空前。就在这次会演中，我认识了我终身难忘的师长范长江同志。我当时带领一个刚成立不久，人数不多的“天高民兵剧团”参加了演出，演出的剧本是我自己创作的地方戏曲《生产互助》。有天晚上，我们这个戏台下面人特别多，演员演的十分卖力，戏还没有演完，身材高大的罗师长陪着一位文质彬彬的领导来到后台询问这个戏是谁写的?演员把我找来和他们见了面。一见面，这位陌生的领导就自我介绍说：  “我是范长江，想跟你谈谈这个戏，明天有人来领你………。”
　　范长江同志当时是华中新华社《新华日报》的社长，是个拿笔杆子的大文人，剧团的同志见当时著名的一文一武两位首长来看我们的戏情绪更加高昂。
　　次日中午，县委宣传部长何成同志领我去见长江同志和罗师长。长江同志很客气，热情地接待我，他笑嘻嘻地问我家庭情况，又问我读过几年书?我答：“四个月私熟”，他听了奇怪，又问，“识字不多，怎么写戏?”我说：“我从小爱唱地方戏，所以懂戏”，他点头，笑笑说：“这个戏写多长时间?”我说，  “从写到演出两个月”，他更觉得新奇，“两个月写这样大的剧本………”接着他谈了对剧本的看法：“戏写得很好，根据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你做对了，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你在《生产互助》这个剧本里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不过这个剧本，需要加工修改”，长江同志又具体地提出了十多条修改意见，在一旁的罗师长也谈了自己对剧本的看法及修改意见。长江同志又问：  “不识字遇到疑难字怎么办”我说用符号代替，如“顶”用“T”代替，  “图”用“囚”代替，……他听了哈哈大笑，拍拍我肩膀说：  “你呀……艺术翻一翻，需突破文化关。不学文化，将来创作受到妨碍。”最后长江同志对我讲，  “你到军部住一个时期，我派专人帮助你修改，到时通知你。”他的话，深深记在我的心里。
　　长江同志跟我谈话的第二天，就在铜城镇民教馆做报告。何成同志主持会议，参加听报告的有各乡农民剧团团员，集镇上社会青年，小学教师，区、乡干部，大约有两三千人。民教馆大院挤得塞塞满满的。报告内容：讲解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他拿着文件，读一段，讲解一段，解释完毕，他号召剧团同志，结合抗日斗争各个时期的宣传任务，编写新戏文，演唱新戏文。他表扬了大众剧团上演的《保家乡》和天高民兵剧团的《生产互助》是走的大众新文艺的道路。在报告中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家父女二人，女儿被日本鬼子掳到据点里，父亲想女儿，化装卖唱的到敌据点卖唱。在演唱时女儿看到父亲，难舍父女之情，老人在唱词中，暗示他住的地方，盼望他女儿看他，果然他女儿来了，父女抱头大哭，女儿要求他父亲把她救出去，父亲叫女儿留在这里，侦察敌情，女儿听从父亲的吩咐，留在敌人据点里，尔后向我军提供情报。不久，据点被我军拔除，父女又团圆了。我听了长江同志的故事，后来写了“洪山戏”——《父女相会》，剧本给高塘乡农民剧团演出，剧情感人，收到极好效果，长江同志给剧作者提供了编写新戏的创作路子和创作方法。
　　第三天又接着召开排、连、营文书以上的军政人员的会议，乡中队长，区大队副队长吸收参加，长江同志在这个会上专题报告部队如何做政治工作。他号召干部战士学文化，他说，没有文化只能打天下，没有文化治不了天下，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没有文化建设不了社会主义。
　　长江同志两个报告影响很深，使根据地的干部、战士和文艺工作者在政治上、艺术上提高了一大步。
　　铜城民兵大检阅结束后，长江同志回新四军军部去了，过了一个多月，长江同志果然来信，要我们剧团去演戏。
　　剧团到了军部演了六场《生产互助》地方戏。长江同志几乎每天晚上赶来看戏。将剧本要改的地方当时用笔记下来，戏演结束后，剧团同志回来了，长江同志把我留在军部修改剧本，他把我安排在军政治部西南约一里地的尼姑庵里，那里有个淮北四师的教育处长江凌同志在庵上养病，我就和他住在一起，他具体指导我修改剧本。长江同志限定三天向他汇报一次修改的情况。有一次我生病发烧没有去汇报，他不放心，特地跑来看，见我病了，就派人把我送到军部医院治疗，卫生部长宫乃泉同志亲自给我治病。住了二十多天医院，范长江同志来看望过我三次，他安慰说：“不要急，好好治病，病治好了再写嘛！”我在住院期间看到了两三年前一张《淮南日报》上登了一篇大众剧团表扬范长江同志的文章，说他在半塔区搞群众文艺试点时，快过春节了，大众剧团龚枚同志反映有个劳动模范家庭生活困难，寒冬腊月了尚未穿上棉衣，长江同志知道了，慷慨地把他夫人沈普同志刚从上海托人带来给他的一件驼绒棉袄送给这位没有棉衣的劳动模范。看完了这篇文章；使我深受感动，长江对我们农民兄弟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
　　病好出院后，又继续修改剧本。剧本改好排练后，又到军部二次演出。陈毅、谭震林及其他军部首长都看了，尔后，范长江同志和宣传部长钱俊瑞同志又主持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最后，长江同志亲自帮助修改，并且写了一篇关于《生产互助及其作者缪文渭》的文章，同剧本一道发表。以后又由香港X X书店出版，发行海内外。
　　一九四五年元月，在二师师部大柳营进行文艺会演，长江同志又在百忙中赶来参加，他为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报告中着重谈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得具体生动极为深刻，他又一次表扬了淮南大众剧团贯彻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是新四军里一个状元剧团。又特别指出：  “大众剧团代表大众文艺方向，缪文渭代表大众文艺的创作道路……。”长江同志把修改、提高、推广《生产互助》作为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试点。在这个剧本里倾注了长江同志多少心血啊。正是他把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传播到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心坎里，提高了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开阔了视野，同时，他又通过抓《生产互助》这个剧本，把毛主席的《讲话》精神更加生动，形象具体地在抗日根据地传播开去，使文艺工作真正做到为工农服务，为当时对敌斗争服务。
　　会演结束后，罗师长请客，我也被邀请参加。范长江同志问我“最近可写什么剧本?”我说，罗师长要我写顽固派广西军的剧本。他问我：“写好了没有?”我说：“写好了，请你看看。”长江同志在饭前一页一页翻看完了，问我，  “你当过国民党兵吗?”我回答说：“没有”。他又问：“路西你去过吗?”我回答“没有”。他非常爽快地对我说：“你得写你熟悉的东西，这个(指广西军剧本)你不要写”我说，  “师长给我的任务”。他干脆地回答说：“我和罗师长谈谈。”
　　酒席散了，范长江同志拉我一道到罗师长那里，长江同志指着我说：“他是农民，土生土长，只能写他眼皮底下看到的东西，广西军他不熟悉，写不好，分配别人去写吧，”后来罗师长不再要我写这个剧本了。
　　一九五零年十月一日，我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长江同志当时是《人民日报》社社长，我去见他，他在繁忙中抽出三个半小时陪我谈话，亲切地问我这几年在部队工作、进步怎样?他又看了我在部队里写的几篇东西，并对我提出了严格要求，指出：现在全国解放了，知识分子作家多起来了，时代不一样，要求也就不一样了，要求我们农民出身的作者要赶上去，首先要学文化，希望你在不长的时间内迎头赶上去，否则要掉队。
　　临走时，他送我一把有齐百石亲笔画的白扇子作纪念，并在扇面上签名题词：“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个纪念品，我一直视若珍宝，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家拿走了。回忆起来，使我十分痛心。一九七九年我到北京参加第四次中国文化会，去看长江和他的夫人沈普同志，才知道长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折磨逝世，我听了心如刀割，几度热泪夺眶而出，缅怀师长，往事历历在 目，我心情特别沉重，从内心深处痛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长江同志，您安息吧！您的形象，您对我的教诲，您亲笔题写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诗句，将永远印在我的心里，我虽年过古稀，“幸喜晚年逢盛世，再挥秃笔写新篇”。再献余热完成您未尽事业，告慰您的在天之灵。

抗大高风百代传
　　——抗大八分校活动纪实
　　 一九四一年的暮春，战火笼罩着皖东大地，虽有迷人的春色，但人们饱经颠沛流离之苦，面无喜色。高邮湖畔的龙岗古镇，景色独好，街道上张贴着各色标语，镇南头铜龙河北岸的胡家大滩上高搭彩台，四乡农民、民兵，镇上的居民扶老携幼涌同胡家大滩，大滩万头攒动，气氛热烈，彩台前七百多名身着军衣的队伍列队坐在各自的背包上，他们当中有两鬓斑白的老战士，大部分是虎气生生的青年军人，还有一排年青俊美的女兵。这是龙岗人民隆重集会欢迎抗大八分校来龙岗办学的情景。
　　大会由龙岗镇副镇长姚卿才主持，八分校教育长冯文华作了长篇讲话，会后八分校文化工作队还表演了文艺节目。从此，八分校在两年的时间里，同龙岗人民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在龙岗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
　　一九四一年五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在皖东的天长境内诞生。一九四五年八月胜利结束，它是新四军所属五所抗大分校中环境比较安定，教学质量较高的一所分校。
　　一九三八年，在日寇疯狂进攻的面前，国民党部队不战而退，使皖东、皖中大片国土，沦入日寇铁蹄。为了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沦陷区人民，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等同志率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和第四支队挺进皖东地区，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以原四支队八团为基础扩建的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四、五两个支队由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余人。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原局决定成立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校址在天长县的汊涧镇。该校有学员近千人，为部队培养基层干部，这就是抗大八分校的前身，也是后来组建抗大第五分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进行整编。原江北指挥部所属第四、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由张云逸副军长兼师长，罗炳辉同志为副师长。为了加强二师和根据地建设，根据华中局和军部关于各师、各根据地应建立抗大分校的指示，一九四一年五月四日，二师以原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留在淮南的一个大队为基础，在天长张公铺成立抗大八分校，后因日军扫荡，八分校由张公铺经铜城迁至龙岗镇正规化办学，直至一九四三年秋离开龙岗到葛家巷。抗大八分校由张云逸同志兼任校长，罗炳辉同志兼任副校长，冯文华同志任教育长，高志荣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天长是当时路东根据地比较安定的地区，龙岗镇地处高邮湖畔，远离日寇占领的天长县城，环境更为理想。所以，八分校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行正规化学校的建设，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一九四二年八月，华中总分校召开教育会议时，陈毅军长曾表扬过八分校取得的教学成绩。在四年多的时间内，八分校为二师培养出二千五百多名具有一定军政素质的干部，为加强部队建设作出了贡献。
　　二
　　龙岗号称“封建堡垒”。古镇上出过状元、探花、 进士，举人就更多了。这些封建时代的登科之士，为龙岗人留下了“诗书传家”的文风，抗大八分校以她特有的组织形式，干部学员特有的品质和风貌，为千秋古镇树立了一代新风。八分校的同志与龙岗人民鱼水相依，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
　　分校搬到龙岗后，急需一块练兵场地。农抗理事长陈善洪带领四十个民工，二十条耕牛，苦战了三天，很快就修好了训练场。修好后，分校领导请民工到校部开“座谈会”。并办了几桌丰盛的饭菜招待民工。民工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不知说什么好。并深有感慨地说：多少年来，当兵的抓夫，是家常便饭，可今天，八分校领导却陪我们民工吃饭，真是军民亲如一家啊。当年分校学员出操、练兵的场地今在江苏境内，当地的农民还称这块土地为“操场田”和“跳方田"。
　　一九四二年春节来到了，群众为能和“抗大”同志们在一起过个太平年而感到十分高兴。家家忙着蒸点心、 办年货，分校须导也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宣传抗日的大好形势，征求群众意见，各队学员忙着排演节目，但就在大年三十晚上，住在各家堂屋里的抗大分校的同志突然搬走了，有的搬到房东的破屋里，有的搬到城隍庙里。原来，分校的领导得知当地过年堂屋不睡人，家里不挂白毛巾的风俗，校部在节前作了布置，所以，大年三十这一天，大家一齐搬了出来。
　　龙岗有的住家门前是土路，每逢阴雨天，学员们常把泥巴带进房东家里。校部就发动全体学员拣碎砖头，在各家门口铺上人行道。他们还把镇上废地开垦出来， 种上各种蔬菜，搞生产自给，龙岗居民过去没有种菜的习惯，在分校带动下，也纷纷开荒种菜。直到今天，龙岗还有许多当年“抗大”开垦的菜地。
　　这样的部队，过去龙岗人民没有听说过，更没见过。从他们的身上，龙岗人民看到了革命的光明前途，看到了美好的明天。一九四二年八一建军节，龙岗商抗赠给八分校的锦旗是“钢筋铁骨”；一九四三年的建军节，龙岗人民赠送了“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锦旗。不几天，抗大八分校的学员全部放假，帮房东挑水、干活，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青年女学员依偎在大嫂，大妈的身边，絮絮交谈，恋情依依。一天早晨，人们起来，发现住在家里的抗大的同志，不知去向，所借的东西整齐地放在院里，还附有清单和感谢信。各家走上街头，在寻找，在打探，“抗大”走了，喧闹的龙岗沉默了……。
　　三
　　四十多年来，龙岗人民把对抗大的怀念珍藏在心底，一代传一代，象长流不息的铜龙河一样，在人们心底缓缓流淌，时而激起深情的回忆浪花。
　　龙岗人民怀念“抗大”，当年“抗大”的同志更加怀念他们的第二故乡——龙岗。抗大八分校的学员、淮南支队攻打龙岗的攻坚连连长、现任安庆军分区的参谋长徐征发同志，出差路过天长，特地去龙岗寻觅旧踪。他回忆着当年抗大的火热的生活，回想着四八年打龙岗时的激战情景，抚摸着墙壁上的弹孔，流露出无限深情。当年抗大八分校学员、老红军战士黄锦思来龙岗走“亲戚”，看房东，对龙岗的大街小巷都了如指掌，回到合肥还写来回忆文章。湖南军区司令员，一九四O年任天长独立团团长的陈启文将军，在阔别天长四十余年后，八三年五月来天长旧地重游，将军看到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建国后发生了巨大变化，无限喜悦，但是，当将军来到龙岗寻找抗大旧址时，只见原抗大学员上课的地方，解放后作为龙岗小学的大殿破败不堪，断壁残垣，将军久久凝视，默默无语。原浙江省军区顾问魏然将军，来到破殿前，站在草丛中，留下一个个珍贵的镜头……。
　　建国后，龙岗因紧邻江苏，不便设置机构，使龙岗的建设受到影响。五八年的共产风，使龙岗受害尤深，许多古建筑，古色古香的深宅大院被拆除，留下的堆堆碎砖破瓦，片片荒滩。抗大的旧址之一，龙岗小学的大殿因无力维修亦日趋破败。然而，就在那连嘴都糊不住的不愉快的年代里，人们吃着“瓜菜代”，还在街头，巷尾叫老年人说一段“抗大”的故事，讲的人有声有色、听的人津津有味，人们肚子是空的，精神上却得到了满足。
　　党的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着祖国大地，也吹到了龙岗这个小角落。一九八O年龙岗为新辟的公社所在地，年初，原省委书记张劲夫来天长视察，欲去龙岗看望，因道路不通作罢。不久省政府拨出专款，修筑铜城至龙岗的公路，八一年正式通车。三中全会温暖着龙岗人民的心，饮水思源，修复抗大遗址的念头在龙岗人民心中萌发。当年欢迎抗大的龙岗乡副乡长，原兰州军区汽车团副政委姚卿才，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十载，戴罪还乡。一九七八年，党给他落实了政策，姚老离休在龙岗暂住。八一年，他会同张金魁、陈嵩生等十位老人，倡议募捐修复抗大校址，让孩子在当年抗大学习过的地方安心学习，继承传统，早日成材。他们的倡议，得到干部群众的支持，邻近的江苏社员也愿意支助，当时分管文教的副县长夏锡生同志亦积极赞同，并在教育局发的简报上写下了“十位老人乐育人，……抗大高风百代传”的诗句。姚老捐款一百元，在十位老人的带动下，募集两千余元。
　　一九八五年初，县委书记陈家声到龙岗检查工作，支持乡党委关于修建八分校遗址的建议，陈书记并指出修复经费由县政府、乡政府和群众自筹三方面解袂。
　　人民代表将修复抗大遗址作为提案提交人大常委会，县人大常委会于五月份作出关于修建抗大八分校遗址的决议，决定县财政拨款伍干元作为资助。县文化局将抗大遗址作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报省厅。
　　天长的革命老前辈、华东师大副校长周原冰亲笔题字“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旧址”的匾额，原省政府副秘书长徐速之亲题“真武庙”门楼匾额。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夕，乡政府调集工匠，将庙门按原状修复，嵌上“真武庙”篇额。第一期工程于八月份结束。九月三日，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的领导又亲临龙岗研究安排了第二期工程。
　　当全国人民在全国党代会精神鼓午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天长的各级领导和龙岗人民修复的不仅是抗大八分校的遗址，而是修复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给人们心灵上留下的创伤。抗大的光荣传统就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三中全会以后，这个传统又回到人们的心上，温暖着亿万心灵，激励亿万人民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去大干四个现代化。

抗战初期天长县青年救亡活动回顾
　　徐速之    葛许光   印绳之
　　一九三四年六月天长县C，Y(共青团)组织被国民党特务机构破坏，朱兆坦，华林、徐显祖(速之)、 周元斌 (原冰)、郁怀群(郁纪)、朱世延、翁蛰春等七名团员先后被捕，同年年底方陆续释放。
　　他们出狱后，一面继续进行活动，一面寻找组织。在得知以往天长曾办过学社后，受到启发，认为建立一个公开的以探讨学问为名义的学社，更便于开展抗日爱国活动，继续革命工作。学社取什么名子?有人提出：我们要现实一些。就叫“今天”吧。大家没有意见，学社遂在一九三五年春成立。理事会理事系推选的，他们本身面貌红，为便于活动，遂推选政治面貌灰色些的城南小学校长何大灵担任理事长。理事有：何大灵、崇欲知、陈舜仪、朱兆坦、华林、徐速之、周元斌、郁怀群、姚卿贤、郑芥舟、王如石、姜陆煌。实际起核心作用的是朱兆坦，华林。朱、华原是共青团的主要负责人，华人品高，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一定理论水平。朱善于作上层工作，打得开，又有一定领导水平和写作能力。学社其他成员有葛许光、何开庚、朱士延、翁蛰春、印绳之、于则周、金少华、崇洁之、王如石等，共约二十多人，大多为小学教师，亦有少数公职人员和社会青年，学社在铜城、秦栏设有分社。“今天”学社主要的公开活动是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同时采取C、Y时期的做法，秘密组织社员开展读马列和革命书刊的活动，进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
　　社员学的革命书籍有：《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帝国主义论》、《经济学大纲》、《(资本论)解说》、《马克思传》、《列宁回忆录》、鲁迅的《阿 Q正传》、矛盾的《子夜》、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以及苏联小说《铁流》、《毁灭》等。还阅读韬奋主编的《生活》杂志，孙晓村、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李公朴主编的《大众生活》，杜重远主编的《新生周刊》。当时华林在秦栏小学任教，常来县城，辅导大家学习理论。
　　学社办了石印的《今天》三日刊。每期约二百份，均赠发。学社成员还带头在校内及街头出宣传抗战的壁报，组织宣讲队进行抗日演讲、宣传，演出街头剧。
　　由于注意搞好上层关系，学社的活动较为顺利。一九三五年约六、七月间，朱兆坦在《今天》上写了篇《从大粪谈起》的短文，触犯地方士绅张洛英之流。遂由国民党天长县政府出面，迫令《今天》停刊。及至三六年学社也停止活动。
　　 与“今天”同时的还有“准备”学社，成员和对象是天长初中学生，实际负责人是周元斌(周当时是天长初中图书馆馆员)，但公开出面的是何大启。成员有何大启、梁明伦、许嗣宗、姚国楷等。开展了一些抗日宣传活动，一九三五年七月周元斌去上海，何大启、许嗣宗初中毕业，该社活动基本结束。
　　为使活动继续进行，一九三六年春夏之间以“今天”学社成员为基础又建立“行知”学社。由于大部分成员为教师，便以学习研究教育家陶行知学术的名义集社活动。“行知”的宗旨除学习探讨陶行知教育思想外，基本是继续“今天”的活动。葛许光拟了社章，入社人员还填了表。
　　“行知”社址设在县城永丰门小学，借鉴《今天》学社的经验，推选了面貌灰色的永丰门小学教导主任舒季良为理事长。理事会理事有：舒季良、郁怀群、葛许光、华林、徐速之、绳印之、朱化龙、于则周。起核心作用的为华林等。成员有：陈舜仪、王天铎、缪士艮、魏家琪(魏然)、曾得利，朱明(女)、虞是乎、曹仲明、施石渠、孙道远、葛文渊、舒澜等，计三十多人，一度有五十余人。其中也吸收了个别不同观点的青年。社员分布较广，除县城外；秦栏、仁和、谕兴、铜城等地均有。
　　“行知”既进行教育方面的研讨活动，又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革命斗争。在天长先后成立的诸学社中，“行知”的活动更为活跃，影响也更为广泛。当教师的社员热情开展了陶行知倡导的平民教育。永丰门等小学，举办工人识字班，由教师进行义务教学，活动中简略采取了陶先生一些民歌作为教材贴出墙报广为流传，其中有：  “人生有两宝，双手和大脑，手脑都会用，才是天下大好老”，“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父母，都不是好汉！”他们还推行“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葛许光、徐速之都在城东初小当过小先生，教工人市民识字，王天铎曾利用署假在谕兴集小学办过国语拼音识字班，学员主要是镇上的青年贫民。
　　学社办有《行知》周刊。由于搞好了上层关系，周刊在官办的《天长导报》上定期出刊，占四开报纸一个版。经过一年左右时间，到《战生》周刊创刊时结束。《行知》周刊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战，创刊号上刊登了印绳之的《祝百灵庙大捷》的代发刊词。在学校内和街头，还不定期出壁报，登载抗战要闻、国耻史、漫画以及防空防毒知识。还组织宣传队、歌咏队开展活动。仁和初小校长陈舜仪，秦栏小学校长印绳之等，每逢集日便带领人员上街宣传抗日救国保家乡，誓死不当亡国奴的道理。印绳之还到毗邻的仪征县大仪小学，串联开展抗战的宣传，发动工作。永丰门小学教师朱化龙还在校内组织教唱从上海寄来的《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第一部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并上街演唱宣传、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王天铎在谕兴集曾利用地方流行歌曲的形式，自己编印，散发过一个《老英雄》的文艺材料，说的是一个在日本纱厂干了一辈子的老工人，回家乡号召乡邻拿起刀枪走向抗日战场的故事。
　　当时教育行政当局动辄拖欠教师工薪。学社成员与广大教师连续向当局开展索薪斗争。都取得一定胜利。约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地方土绅与县府勾结，密谋通过征收“爱国公债”中饱私囊，下令向各乡、保摊派，要钱不要粮，紧急催缴。学社针锋相对，揭露其阴私，组织社员下乡宣传：“反对逃亡捐”、 “反对想拐款逃跑”。并集合三十多名教师到县政府提出抗议。
　　与“行知”学社同时，在龙岗成立了“青光”学社，负责人是姚卿贤、郑芥舟，成员有陈舜仪、董进之、田烈等，他们经常来天长借马列主义书籍回龙岗秘密组织青年阅读。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战生》周刊创刊后)。天长又成立了吼声学社。学社在东门外泰山庙秘密开过成立会，有章程。负责人徐速之、王天铎。但徐当时主要精力放在创办《战生》周刊上，成员有：缪士艮、徐中礼等，开展了办抗战壁报等活动。该社活动月余，到天长青年抗日救亡团成立，即告结束。
　　约一九三七年九月以行知学社为基础，创办了（战生)周刊(取战则生，不战则亡之意)系石印，赠发，经费靠募捐，计办了四、五期，主编徐速之，创刊号上登了华林写的题为《战乎降乎》的社论。由徐速之提议《战生》周刊还发起了一次青年要求进行军事训练的签名活动，反响较强烈，而后推派陈舜仪、葛许光、郁怀群作代表，去县社训总队要求派员支持，取得胜利，国民党天长县政府确定由祝玉荫、邢得馨前来任军训教官。有四、五十名青年参加训练，清晨在县城后寺滩上操。教步兵制式教练。常从县城背枪跑步到护城桥训练，对此地方封建势力，国民党县党部十分害怕，他们极力反对，说祝训练的都是“共产党”分子，县长郭续润遂勒令社训队教官祝玉荫停止军训。
　　一九三七年秋，针对国民党当局征收防空壕捐，搜刮民脂民膏作逃亡经费，行知学社以抗日爱国群众团体的名义，于军训被迫停止的当天，推派代表(包括市民的代表)到国民党县党部呼吁，请愿。县党部书记长秦培风接见代表时大耍滑头，说他没有经手过问这件事，不了解。待查问一下，翌日，县长郭续润派了两名政务警察到永丰门小学，把葛振国（许光)带到县衙门去。郭续润气呼呼地质问：“你是行知学社负责人吗?你们昨天到县党部，你发言最多，最激烈是吗?”葛回答说：“我们代表教师，商界和老百姓到县党部去请愿，为什么收了防空捐，却不给民众筑防空壕?你们要取信于民呀！”郭续润铁板了面孔说：“你教你的书，不要你管这种事!”葛回说：“抗战救国保家，人人有责嘛！”最后，郭续润无言回答，耍了个欺骗手段，说：“你去向大家讲，在三天之内，保证为百姓把防空壕筑好。”次日晚，在县民教馆楼下西头阅览室，张洛英、张志仁(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香九(县教育科长)等二十人召开秘密会分赃，准备逃跑。郁怀群、葛许光获悉即躲在墙外偷听。张志仁打头炮说，鬼子就要打来了，为了抗战最后胜利，必须保存青年人的力量，我们青年人要到大后方去，希望将防空壕捐，还有没收的大烟土拿出来分给我们作盘费。张又讲，往后家乡的事，要请刘香老多操些心，维持局面，我们胜利回来是不会忘记你的。刘顿时大为恼火地说：这不分明要我留在家当汉奸吗?接着，商会的黄俊符又插上吵了一阵。会议不欢而散。第二天夜晚，祝玉荫透来消息，郭续润和县常备大队人员日内要逃跑，祝打算先跟他们一起去，目的是搞常备队的一部份枪过来，以备打鬼子，  并同“行知”等学社的爱国青年约定好，在盱眙泥沛湾碰头集合，共同在天长一带就地坚持，日寇入侵时，一起打游击。
　　十二月十日左右，各学社主要负责人员在永丰门小学召开联席会议。与会的有行知，青光、吼声学社的社员和部分小学教师。大家认为一则现在抗日已经正式开始，不宜再用学社名义，应公开打起抗日救亡旗帜，二则学社成立，力量分散，不利于活动，有成立统一的青年组织的必要。会上一致同意周元斌的建议，成立统一的天长青年抗日救亡团，推选出筹备组人员，其中有华林、郁怀群、周元斌、徐速之、葛许光、陈舜仪等，并决定坚持在家乡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随后，大家分头下乡，动员群众，组织枪枝，准备到泥沛湾集合。葛许光、胡士翔分工到西乡，印绳之、曹仲明到东南乡，陈舜仪去龙岗镇。其它大批青年到北乡铜城联络，争取民练枪支，后来因泥沛湾联系不上。一批青年即去西安拟转延安。他们由铜城徒步出发，拿着“天长青年抗日救亡团”的小旗子，沿途开展宣传，受到地方上的接待，行进到嘉山县明光镇后，分成两路，郑芥舟、刘冰如、朱化龙、胡士翔爬上津浦路火车辗转到了陕西三原云阳青训班。华林、周元斌、徐速之、王天铎、蒋良朋、缪士艮、龚培生、于桂荣先到阜阳，拟找新四军末果，又经毫县至商丘，搭陇海路火车到西安，后再北上，与郑芥舟等会合于云阳安吴堡。随后共同于西安会合，华林、徐速之，王天铎、郁怀群、郑芥舟、刘冰如、于曾荣、于桂荣、朱化龙等由西北青年救国会介绍，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设于运城的第三分校和曲沃分校学习。周元斌因病留云阳青训班，为照顾他留下缪士艮。约一月后王英夫妇也从阜阳到了西安，并进了青训班。因日本侵略军由同蒲路南下进逼运城，三分校解散。胡士翔、龚培生、蒋良朋第一批去了延安，华林、郁怀群等入了青训班，而后去延安，接着去延安的还有朱化龙、缪士艮，郑芥舟等五人先后分三批于一九三八年春返回天长，与留在本地坚持的青年和广大群众一起

回忆抗战时期的天长县参议会
　　吉一鸣
　　去年，我们从天长县编史修志办公室看到了征集到的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照片——一九四二年春天长县参议会全体同志的合影。保存和提供这张照片的是当年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黄宜生同志。黄现在广西自治区党委党史征委会工作。我们同宜生同志从淮南分手，一别四十年，没有见过面，也从未通过信。宜生同志在战争年代历尽艰险，如今能把这张珍贵的照片完整无瑕地保存下来，确实很不容易。我们面对着这四十多年前的照片，心情非常激动，勾起了对战争烽火年代的参议会活动的许多回忆。
　　宜生同志只能说出这张照片上的陈舜仪、林青、纪元、史鸣等几位同志姓名，其他已不甚清楚。经过辨认，其中还有：县委书记吴泽芳，县委委员、从事民运工作的曾子坚和王公良、缪文渭同志，有我和付参议长夏雨宜以及何缉甫、胡贡球、冼瀚才、施孟洁、邱印渠等本县知名人士，有支持抗日救国的工商代表周星五、钱竹之，还有当时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工作的胡长义、俞唤民等人。
　　天长县参议会成立大会是在路东参议会两届会议以后召开的。我们津浦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一九四O年三、四月间建立的，四月间建立了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第一届路东参议会是在皖南事变爆发后的一九四一年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天长县张公铺镇上大地主李钟乔家厅屋里召开的，到会的有一百多人。把李家厅屋坐得满满的，我以参议员身份出席了大会。
　　会上听取了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主任邓子恢同志作的施政工作报告。邓老神采奕奕地报告了路东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这个报告，使我们这些处于敌后的知识份子，受到很大启发和鼓舞，使我们了解了真正领导人民抗日的共产党和新四军所取得的辉煌胜利。看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指挥在会上愤怒地揭发了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皖南事变的罪恶勾当。张云逸指挥是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他在会上还申斥了当时安徽的桂系军阀无故扣留新四军家属的罪行，指出这是一股破坏抗战的反共逆流，对之不能丧失警惕。会议宣读了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向全国发出的通电，声讨亲日派制造皖南事变的滔天罪行。大会选举了邓子恢为津浦淮南路东参议会参议长、两位地方开明士绅为付参议长，他们是天长县的朱雨江和仪征县的赵坚。
　　第二届路东参议会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四二年元月四日在葛家巷附近的檀树湾举行。葛家巷是我们淮南津浦路东的政治中心，淮南区党委和联防办事处都设在这里。檀树湾当时盖有一幢泥木结构的草房大礼堂，可坐几百人，开会看戏都在那里，这是我们路东军民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来的。这届参议会有一百多名代表，政府各部门派有代表列席会议。会上，方毅付主任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就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贯彻施行“三七分租”、“二五减租”、“分半给息”“老债还本”，“改赋征粮”、“典田按币值放赎”等问题作了详尽的报告；区党委书记刘顺元同志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列席这届参议会的还有来自扬州、仪征、高邮等敌占区的两个参观团，一个是陈仁刚率领的湖西参观团，一个是董筱川率领的水南参观团。这些来自水深火热之中的敌占区的参观团，通过对根据地参观访问和列席大会，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对后来开辟敌占区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次大会选举刘顺元为参议长，朱雨江为付参议长，选举了驻会委员十七人，会议还选举产生了行政公署委员。(会后，路东联防办事处即改为淮南行政公署)，方毅同志为行署主任，汪道涵同志为付主任。
　　我们天长县首届参议会，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中旬在县政府所在地冼家营召开的。县长陈舜仪同志(是本县的地方干部，是一九四O年政权建立时的第一任县长)、县委书记吴泽芳同志(江西人，老红军)出席了这次大会。这届参议会由县政府秘书黄宜生同志负责筹备组织，我和夏雨宜参加了筹备工作。夏雨宜同志是天长县杨村乡人，他与陈舜仪同志一起积极从事抗日活动，是我县的开明士绅代表。
　　参加这次会议的参议员，是由中共天长县委和农、青、妇等抗日群众团体协商提名选举出来的。他们中间既有各地区的代表，例如蔡家河的胡贡球，石梁的何缉甫，汊涧区的周义之、王亚衡，铜城的朱镜仁、于则周、施伯枢、王竹轩、齐集之、黄友嵩、周管臣、王绍伊，大通的冼瀚才，杨村的胡之茂、夏正之、姜XX、周乐斋，城区的邱印渠，以及王昭铨、施孟洁、王良才、张威等，又有各界的代表，例如农抗会的缪文渭，工商界的周星五等人，充分体现了参议会代表的广泛性。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参议会当时规定政府工作人员、共产党员、非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这就是“三三制”政权。在这次会上，大会秘书处还公布了吴泽芳、陈舜仪、纪元、曾子坚、林青、黄宜生等党员代表，吉一鸣、夏雨宜等非党进步人士和一些中间派的具体名单。大会最后选举吉一鸣为县参议长，夏雨宜为付参议长，胡贡球、邱印渠、何缉甫等人为驻会委员会委员。
　　在这届参议会上，吴泽芳同志作了形势报告，陈舜仪作了县抗日民主政府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全年工作报告，黄宜生同志作了会议筹备情况的报告。代表们对陈舜仪同志所作的报告表示满意，并提出了一些批评建议和提案。最后黄宜生同志对代表的提案做了解答。会后各区召开了群众代表会，对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及各项决议进行了传达贯彻。
　　天长县参议会自首届会议以后，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夭长与高邮两县合并，没有再举行过第二次会议，但是，县参议会的许多日常工作仍继续进行，由驻会委员分别负担，县参议会是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它团结各进步阶层和各方人士一致抗日，会后，我们参议会主要抓了以下四项工作，(1)协助党和政府开展各项经常工作，如组织救济灾民的募捐活动。一九四一年五月天长据点的日寇，扫荡张公铺，烧毁了不少民屋，使大批居民无家可归，无处栖身，县参议会在方毅主任的指示和支持下，从来安、六合、盱眙、嘉山等地募来大批建筑材料和捐款，帮助受害居民重建家园。(2)争取回归工作。政权建立初期，由于敌、伪、顽、特的污蔑造遥，有些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不明党的政策，流落在外，我们通过各自的亲友宣传党的政策，做回归工作。当时马坝的著名人士、第三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骆仲清先生就是从敌区返回根据地定居并参加工作的。 (3)协助政府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动员参军和开展拥军优属工作，号召和组织工商界、妇女界和各界人士捐款，做慰问鞋，优抚优属，支援前方，慰劳新四军。(4)配合党和政府实行减租租息，改善佃东关系。驻会委员宣传并带头遵守政府减租减息的法令，农民参议员则保证交租交息，从地主和佃农两方面宣传党的政策，改善两者关系。
　　四十多年岁月弹指逝去，这段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一鸣不知不觉已年过八十，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向大家介绍参议会活动的详细经过，但因近年来记忆衰退，手头又没有历史资料，难以如愿。不过，我认为回顾历史，更重要的是寄希望于将来。这段历史使我深深体会到，统一战线是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法宝之一，也是当前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建设四化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重要法宝。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山河破碎民族矛盾处于主导地位，要联合各进步阶层，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孤立打击汉奸顽固派，必须有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抗日根据地的参议会就是统一战线的最好形式．
　　战争年代的参议会是议行合一，由他产生地方政权机构，政府须对参议会报告工作。路东参议会还有通过施政纲领和制定颁布法规，法令的立法权。天长县参议会作为协助，配合党和政府组织各阶层贯彻执行各项政策的一支重要力量，它经常反映民意，参与县政府的一些重大决策，做到有参有议有行。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惩治汉奸、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变革中，中间派像大浪淘沙一样向两极分化，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革命的实践和自我改造，有的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更坚定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如当时的付参议长夏雨宜同志就是经过长期的革命锻练，由党的朋友、同路人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他是值得我们怀念的好同志。还有现在安徽的胡贡球同志，也是当年县参议会的驻会委员，以后在革命队伍中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之相反，也有些当年曾经是参议员，以后在革命斗争中走向了历史的反面，如前面提到的俞唤民，胡长义就是这类人，最终受到应得的惩罚，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我们虽处于战争年代，和敌后的农村、环境，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可是我们的精神状态是团结的、紧张的、旺盛的，那时的党风、民风也很好，党与非党之间，军民之间，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以及同志之间，都能团结一致，亲密无间，可以说是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正是有了这种可贵的革命精神，我们才无往而不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

天高民兵万人大检阅纪实
　　天长县委党史办
　　一九四四年随着根据地建设的不断发展，淮南津浦路东地区的环境获得相对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各级民兵组织也发展较快，工作十分活跃。
　　一九四四年六月，我抗日战场由战略相持迅速向战略反攻转化。为鼓舞抗日军民斗志，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天高办事处于四四年九月，在铜城南一个干涸的大溪内举行民兵大检阅，受检阅的有天高民兵总队、各区乡镇民兵及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等。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罗炳辉亲临检阅，天高县及驻附近的党、政、军机关干部和四乡八镇的群众也纷纷赶来参加大会观看表演。与会人数不下万余，盛况空当，人称“万人民兵大检阅。”
　　这次大阅兵是在二师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检阅场上搭有三座牌楼式检阅台，正中一座的门楣上高悬一红布横幅，上书“天高地区人民武装大检阅”十一个大字。台中悬挂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两侧辅台上陈列着各种武器，其中大多数是从敌人手里缴来的轻机枪、新式步枪、各式手枪，也有新四军二师兵工厂制造的枪榴弹、手榴弹和爆破筒等，还有旧式步枪和民间用的刀、枪、剑、戟等。三座检阅台的前面，二十四面彩旗，迎风飘扬，整个检阅场的气氛十分庄严热烈。
　　为了搞好这场检阅，各区乡镇事先作了认真准备，除层层加强军事训练外，参加检阅的队伍还力求武器装束整齐统一。闵塔区专门办了大刀训练班，他们先将全区分队长以上民兵骨干教会，再分到各村起早带晚传授劈刀技术，普遍学会后，又以乡、区集中表演比赛，铜城市对本市参加检阅的一千名人员的装束，事先按男、女民兵，少年先锋队三种类型作出具体规定，力求统一。二百多名女民兵一律着金丝兰上装，黑府绸裤子，颈系白毛巾、队伍整齐划一，十分引人注目。
　　这场大检阅历时两天，第一天举行开幕式，由天高办事处秘书周元斌主持，主要程序为；一、罗炳辉师长检阅民兵阵容；二、比武。项目有大刀、刺杀，投掷手榴弹，埋雷等，三、授奖。
　　大检阅那天清晨，一队队装束整齐的民兵精神抖擞地迈着整齐的步伐陆续进入阅兵场。按指定地点坐下后，  区与区、乡与乡互相拉唱革命歌曲，一时间场上歌声此起彼落，一片欢腾。
　　八时许，罗炳辉师长来到阅兵场。他身着灰布军装，头戴军帽，脚穿布鞋，打着裹腿，腰挂左轮枪，身材高大魁梧，神采奕奕。周元斌宣布民兵大检阅正式开始后，天高民兵总队长汤序朋迅速整好队伍，奔向罗师长，立正报告队数、人数，请示检阅。罗师长骑上高大的骡子，从一队队排列整齐的民兵队伍前走过，每到一队，领队人高喊“立正、敬礼”民兵们准确而熟练地完成这些动作，又用崇敬的目光迎送敬爱的罗师长。师长举手还礼，神态威严而慈祥。阅兵后，天高党政机关领导同志讲了话。接着开始民兵大比武，参加比武的有闵塔、银涂、金沟、黎城、铜城、大通、汊涧、沂杨等区的民兵和铜城市少年先锋队，黎城区儿童团等。闵塔区民兵集体表演的劈刀，动作整齐有力，只见刀光闪闪，红绸绕绕，杀声阵阵，十分威武壮观，受到了罗炳辉师长和路东地委付书记李世农的赞扬。
　　 次日，举行实弹射击，埋雷等表演，最后举行授奖仪式。罗师长亲自发奖，闵塔区的集体劈刀、沂扬区的集体刺杀和黎城区儿童团的集体刺杀成绩优良，均奖给一面大红旗。沂扬区的胡国章、王国文、刘文和被授予“民兵英雄”的光荣称号(后在地方上有“护城桥下民兵三英雄”称号的流传。)
　　大会结束前，罗师长作了简短的、鼓舞人心的讲话。他指出这次检阅具有重大的意义，接着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强调了民兵工作的重要性，称赞天高地区民兵工作搞得好，要求广大民兵加紧基本训练，特别是瞄准射击和刺杀训练，要做到人人能独自作战才可发挥游击战的作用。他勉励全体民兵和广大群众振奋斗志，努力生产，加强学习，苦练杀敌本领。他还说，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牺牲是光荣的，广大民兵要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立大功。罗师长的讲话慷慨激昂，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检阅期间，罗炳辉师长还亲自作了举枪瞄准示范，他认为能够举枪持久不动，是能瞄准射击的重要一步。他亲自端起了一支日本式的轻机枪，枪头挂上一支大盖步枪，一动不动地足足持续一个钟头，大家无不叹为神力。在罗师长的带动下，天高办事处全体干部也在周元斌的带领下，步入大会场学做罗师长的举枪动作，随后所有在铜城市的各机关也竞相参加，还进行了实验演习。会后，在天高办事处院内，罗师长正兴致勃勃，和大家交谈，忽然飞来一只鸟雀他信手举枪，一只喜雀当即落地，引起在场的人们一阵欢跃，拍手赞誉罗师长是神枪手。
　　大检阅进行以后，天高办事处紧接着召开了英模大会并举办了大生产展览和文艺大会演，参加演出的有上百个民兵、业余剧团，被称为“百团大会演。”
　　这次民兵大检阅影响很大。会后，天长、高邮各地民兵迅速掀起了习文练武的高潮，提高了广大民兵的政治、军事素质，促进了各乡游击队的发展，以致后来涌现了不少胡国章式的民兵英雄。这次大检阅显示了广大民兵的力量，增强了广大群众抗日必胜的信心，促进了冬季大参军运动，四四年冬和四五年春，天长高邮两县掀起了大参军的高潮，不少乡出现了整班、整排入伍的可喜景象。

国民党在天长的浮沉
　　李伍伦
　　 一、筹委会两派斗法
　　1926年，天长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的陶振誉(别名陶器)与国民党南京地方组织取得联系。1927年初，陶振誉放假回天长后即在家乡向地方人土宣传组织国民党，推行党务。在外读书的学生大多数同意陶的意见，但他们中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不知如何加入，加上当时天长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下，不容国民党存在，故陶振誉携带翁德、欧阳湘、储兆瑞、朱淞、施孟洁、王良才等28人名单至南京下关国民党第六区党部登记，集体入党。这是天长最早一批国民党党员。 4月，天长的封建士绅为维护自身利益，推举费铎声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活动。省党部同意组建中国国民党天长县筹备委员会，费铎声任主任委员。5月，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杨杰部由南京渡江北伐，经过天长。在第六军政治部主任顾希平的支持下，陶器、欧阳湘、翁德、储兆瑞、潘子俊、郁锦城、施藻土(孟洁)7人，也成立国民党天长县筹备委员会。
　　陶器等7人被委任后，即以图书馆为办公地点，开展工作。他们提出“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联合各小学师生游行示威，张贴标语，组织总工会，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演讲，此举为天长历史上开天辟地的新鲜事，不少青年争相参加。第六军军部又委李嘉瑗 (北平人)为县长，支持陶器的筹委会，该会一时声势大振，县人称之为“新派”。
　　新兴势力的抬头，封建势力极为害怕，为了生存，他们亦想争取民众。他们凭借县清乡局二三百人的武装，亦乘机组织总工会，收买地方上的封建文人费泽声、崇汝高、潘士纯、施髦土、李竹坪、黄有松、叶朗山等7人组成县总工会筹委会，也喊出“铲除贪宫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亏，县人称费译声等的筹委会为“旧派”。同时同地，有两个筹委会，两个总工会，进行同样的活动，一方以北伐军为后台，一方以封建地主为靠山，互相攻击，互相倾轧，争夺党务领导权。   
　　夏，国民革命军抵达山东枣庄，突又撤回江南，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南下。天长封建势力的代表、清乡局副局长孙芷秋、李钟乔前往高邮迎接联军。五省联军派刘尔芬充任天长县长，孙、李以地方武装为刘作保镖。未及逃走的北伐军委派的县长李嘉瑷被捕。总工会领袖胡长义亦被捕，陶等及工作人员星散。
　　8月29日，五省联军在龙潭遭到惨败，旋又北遁。县长李嘉瑗逃回扬州，奉命回任。待他到天长时，国民革命军驻浦口、六合的贺跃祖部已答应天长士绅的请求，委派贺跃祖的老师钱维骥为天长县长。这一下天长又同时有两个县长。陶器、储兆瑞等发起“拥李驱钱”运动，密约各校师生齐集县府驱逐钱维骥。钱在第二天回到六合。陶、储等达到了李嘉瑷复任的目的，便又活跃起来。没料想，好景不长，几天后，钱维骥在贺跃祖的支持下，派一营人马，护送钱来天长武装接事，地主土绅齐集南门欢迎。陶器等怆惶逃走，封建地主复又得势。
　　不久，安徽省政府加委钱维骥为天长县长，钱维骥上得省府加委，下得地方势力支持，站稳了脚跟。先抓刘广灏，报复前仇，10月，又派费铎声、何葛民重组国民党县筹委会。钱维骥很快控制了天长，并和地方士绅打得火热，钱曾有一诗“天长人才济济多，翁(湛堂)谢(祝华)刘(香九)张 (洛英)费(铎声)叶(绩丞)何(葛民)戴氏(荫甫)擅长经济学，民团还有佛亭哥(赵佛亭)。”可见关系之密切。
　　二、指委会又起风云
　　费铎声、何葛民组成的筹委会成立不久，南京发生了“一一· 二二”事变，西山会议派执掌党权，各级党部奉令停止活动。1928年春天长筹委会奉省党部指示停止活动，费  铎声乘机将600元党费化为已有。
　　再说翁德、储兆瑞等新兴势力被迫离开天长后，岂肯善罢甘休，是年初夏，翁德通过吴铸人的关系，和新任安徽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李蔚唐、刘真如相识，翁便留在省党部担任代理秘书，又援引储兆瑞为省党部干事。由于近水楼台，翁储要求回天长主持党务，安徽省国民党指导委会便委翁德、朱淞(雨江)、储兆瑞、崇士洙、刘广灏五人为天长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翁德、朱淞为常委，储兆瑞任组织部长，崇士洙任宣传部长，刘广灏为训练部长。指导委员会成立后，首先在基层发展国民党党员140余人，并健全基层组织，成立3个区党部和9个区分部。县城为第一区党部，下属东门、南门，东门外3个区分部，铜城为第二区党部，下属铜城、龙岗、杨村3个区分部，汊涧为第三区党部，下属汊涧、张公铺、石梁3个区分部。由于南乡党员少，就在郑集设一个直属区分部。同时成立县教育会、总工会(下设 9个行业工会)、农民协会筹备会、商民协会筹备会等社会团体。并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选举翁德等5人为执行委员。
　　1929年夏，费铎声、王铁生等通过在省党部活动，被允接替翁德、朱淞，主持天长县指导委员会。翁、储发展的国民党员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指导委员会遂下令各区党部、区分部停止活动，听候改组。费铎声为了增强自己派系的实力，滥收新党员300余人，将许多耆绅旧董、讼棍、流氓拉入国民党内，上报省党部时被驳回。此时，翁、储一派也四下活动，控告王、费勾结土劣；包揽讼词，鲸吞党费。王、费等四面楚歌，仅登台3、4个月，领导权又转入翁、储派手中。秋，储兆瑞，崇世洙为指导委员会常委，恢复原区党部，区分部活动。
　　指导委员会将镇压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1930年7、8月，旅外学生宣国华(谛之)、宣小谱、杨万杰等创办《三言两语》油印小报，其中有宣传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反对军阀混战，武装保卫苏联”等内容。县党部获悉后，与县政府联合采取镇压行动，将宣国华、宣小谱、杨万杰3人逮捕，小学教员宣浩平亦涉嫌被捕。次年3月，4人被解至安徽省军法会审处，宣小谱被宣告无罪释放，宣浩平、杨万杰各判有期徒刑两年半，宣国华有期徒刑3年，这就是翁储派指委会的第一项“政绩”一一清党运动”。第二件是指委会借清乡局局长谢祝华利用母亲八十寿辰大肆收礼一事，将谢交警察局看押，全城震动。商会会长刘星伯出面将谢保出，指委会闻讯后，勒令警察局十分钟内将人还押，激起商民罢市，风潮扩大。指委会迫令县政府逮捕与谢有关的人，最后由省觉部派李瑞五来查办此事，撤销谢祝华的职务，关押人员释败，方平息此事。第三件是“废庙运动”。指委会认为，天长民众深信迷信，每年的香烛纸钱浪费甚巨，1929年下半年，指委会领导天中学生，捣毁了县城及一些集镇的庙宇。
　　翁储派的行动，威胁着天长的地主保守势力，他们想方设去进行对付。由张洛英、费铎声、崇汝高、孙问渠等出面，在翁储派系中拉出张庆城、唐泉等人，他们筹集资金，委派费铎声、张庆城、唐泉等去省活动。1930年9月，张庆城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干事潘坚(天长人)介绍，省党部因指导委员会结束，暂委张庆城为天长党务保管员，唐泉为干事。队此，翁储派势力彻底瓦解。
　　三、张庆城左右逢缘
　　1930年，张庆城借助潘坚的力量，出任天长县党部保管员。11月成立国民党天长县整理委员会，至1933年春，整理委员会虽先后4次改组，但都以张庆城为核心。在整委会期同，张庆城排除异巳，植党营私，谋取私利。1931年天长发生特大水灾，省府将天长等21个重灾县列为特等灾区，上报华洋义赈会蚌埠分会。华洋义赈会拨给天长小麦400吨，棉衣30大包。次年初，县公推张庆城，财委会委员长郁锦城、商会主席黄俊符前往蚌埠具领。那知张等把赈麦运南京变卖，将麦款用来贩香烟，从中牟利，游玩苏杭，不顾天长灾民嗷嗷待哺。此举在天长激起公愤，由县知名人士上告省府。由于张庆城手腕灵活，上下疏通，宣判无罪，郁、黄被判有期徒刑，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此事亦不了了之。史称“张玉皇事件”。
　　1933年上半年，国民党压缩各县党组织，盱眙、天长合并为“盱天县党部”，干事潘子俊负责天长党务。1934年，两县党部又分设，张庆城仍任天长县党部干事。
　　在这个时期内，主要活动有以下几项：
　　1．创办《天长导报》。该报创刊于1933年，1935年5月经国民政府内政部核准登记。4开4版，开始送扬州铅印，后改在本县石印。此时党务仅由1人负责，每月由省党部发给事业费220元。过去一些借党混饭吃的人，无事可做，就在导报社帮闲。由于省党部给的事业费少，就在各税收机关和富商中摊派。当时的契税局、营业税局、利丰土膏店，同福祥官盐栈等，每月总要负担数十元。
　　2．破坏共青团组织。1933年夏，镇江肃反专员，通过天长县党部逮捕本县共青团的成员朱兆    、周元斌、徐速之、朱化龙、郁怀群、朱世延、翁蜇春等人送入苏州反省院，年底，陆续取保释放。
　　3．包办国大代表选举。1936年春，进行国大代表选举。安徽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区(包括滁县、来安、天长、嘉山、和县、含山、全椒七县)应选出国大代表4名，每县不到1个名额，各县竞争激烈，尤其天长上报选民数字居全区第二位，如果选票集中，天长候选人就有可能当选。县党部干事唐泉布置全县三十余个联保主任拥护费铎声当选，此时，曾在天长当过县长的和县人陶俊以重金贿赂天长的张庆城及其族权张洛英在天长拉票。张庆城同费铎声本是同一个派系，张因陶俊的重金诱惑而不念旧交，使费铎声十分恼怒。到了投票的时候，双方各派人马，到各乡镇拉票，丑态百出。结果，由于天长人都愿意本县人当选，因而费铎声得票最多，当选国大代表。
　　四、流亡中仍然争斗
　　  1937年6月，各县党部干事改称特派员，省党部委秦培风为天长县党部特派员，何宝礼为干事。张庆城通过董铨的介绍，认识了秦培风，遂与秦一道来县工作。
　　是年11月间，日军占领上海，江阴要塞司令杨康部队逃亡经过县城， 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一日数惊。县长郭续润和特派员秦培风逃走，县党部中断。直至次年三月，省党部委何宝礼为特派员，董楼为干事。1938年11月特派员改为书记长。此时县城已沦陷，县党部随县政府流亡铜城镇。
　　此时，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一致要求抗日，1938年4月，第五战区成立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各县亦先后成立，何宝礼当选为委员。在此抗日大潮下，县党部无所事事，民众将县党部亦不当回事，书记长何宝礼为节省灯油茶水费将县党部与动委会合并办公，无实际工作。
　　民国二十九年四月(1940年5月)，天长抗日民主政府在铜城成立，国民党天长县党部星散。  民国  三十一  年七月，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派林锡候为书记长，恢复国民党天长县党部，县党部流亡在全椒县古河镇，担任书记长的先后有林锡候、何倬、王佩英。日军投降后，县党部迁至扬州安徽会馆，同时组建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调查统计室，县临时参议会。这时期，县党部虽流亡在外，但内部斗争未停，书记长几次易人，其主要工作是搜集情报，编造党员名单上报，领取津贴费，有时潜回县内，进行敲诈活动。特别是由王佩英任专员的调查统计室，搜罗由天长逃到扬州的汉奸、地痞、流氓组成特种行动队，主要对付共产党，从事侦察、暗杀、破坏等活动。
　　五、重占天长回光返照
　　1946年7月，国民党调集重兵进攻淮南解放区。中共党政机关和部队奉命撤退。8月初，国民党天长县党部、县政府、调查统计室拼凑还乡武装随军返回天长，组织党政工作队，强化统治，清查户口，实施保甲制度，进行反共宣传，在全县大肆搜捕中共掉队干部，查封民主政府的遗留物资。天长有万余名中共党员、基层干部，民主组织的负责人未能及时撤离。工作队强迫他们进行“自首”，并由调‘查室负责登记，  “管训”。调查室对“自首”人员百般虐待，还借机向“自首”人员敲诈勒索，许多人被弄得倾家荡产。9·18间，王佩英指使特别行动队伙同警察局先后逮捕周庆生(原中共炳辉县委副书记)、邓海清、陈国瑞、简少卿(化名蒋少华)、徐培缙、杨椿、陈国仁等10余名共产党干部，严刑审讯后，杨椿被活埋。国民党撤退时周庆生、简少卿、徐培缙被枪杀。年底，县党部组建基层组织，全县成立5个区党部，每个区党部下设3—5个区分部，发展新党员100余人，还先后成立农会、妇女会、医师公会、教育会、渔会、商会、地方自治协会等组织，作为御用工具。
　　1947年8月，县党部，县政府和县参议会组成“动员戡乱委员会”，强征壮丁，组织训练民众，为内战服务。9月，成立城防工事建筑委员会，强行拆除民房，构筑城防工事，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在县城、铜城、汊涧等地成立军民合作站，筹集物资，供应国民党驻军。
　　1948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南下，县党部县政府在请兵驻境的同时，对共产党的掉队干部和军政人员家属进行大规模捕杀，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中共掉队干部，军属和无辜百姓100余人被杀，仅龙冈、铜城两镇被杀害的有60余人， 12月，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县党部县政府率残部逃离县城。1949年元月3日，又尾随国民党军队入城。17日，解放军紧逼县城，县党部溃退江南，国民党在天长统治结束。
　　附：汪伪国民党天长地方组织．    1943年8月，伪天长县警察局长戎君石被委为伪国民党天长党务特派员。1944年元月，设伪国民党天长县执行委员会，戎君石任主任委员，下设两个区党部，天长城为第一区党部，辖4个区分部，仁和为第二区党部。其成员大都为天长城内的原国民党员，伪警察局干警及反动帮会门徒等，计 100余人。同年秋，汪伪中央要求各地党政军一元化，戎君石离开天长，钱昌义任主任委员。1945年4月，钱因敲诈富商，被与之争权的戎君石告发免职，由执行委员周振汉(号杰三)代理主任委员，不久伪安徽省党部委周为伪天长县党部常务委员，8月，伪县党部、伪县政府随同日军逃离天长。

地下的党训班
　　史鸣  遗作
　　今年六月我们回天长开老同志座谈会时，县委给我们安排参观活动，当我们去杨村附近戴星伯(戴四)家，看望过去地下党活动地时，一踏进村庄，只见那屋后的竹园，村前的小沟，禁不住勾起了四十二年前的往事。我们曾在这个小村子里，进过地下党县委办的党训班。我问了戴四的儿子元林，要他领我们去看望当年训练班的那间牛屋，他指着屋后的空地说：“几十年了，旧屋子翻造过，牛屋原来就在这个地方。”当年的县委书记周利人同志，组织部长、党训班负责人陈德钧同志和当时训练班的党支部书记纪元同志，还有当年的农民党员，以后的作家缪文渭同志，我们这些人现在都回到了“老家”。真是有说不出的激动，老缪在竹园旁边还讲，这不是你当年“你一锨呀，我一锹呀”唱歌的地方吗?是的，往事历历在目，怎不叫人想起我们还是小青年时接受党的教育的地方和眼一眨都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呢?
　　那是一九四O年春天，这年的天气和当时的斗争环境一样，已经是阳历三月，春节过去了，可是依然气候寒冷，陈德钧同志当时名叫周铸，县委分工要他举办党训班。他住在戴四家，把我们这些入党不久的新党员集中起来进行训练，这一方面是教育党员、训练党员的需要，因为在地下党时期，我们这些刚入党的新同志，有的是单线联系的，有的在支部、小组过生活，但那时支部三人、五人，不象现在能够经常开会，更谈不上脱产训练，往往是晚饭后在田野里和树林中短暂的传达一下党的指示，讨论一下问题，很少有机会坐下来认真地学习党的知识。所以当时听说县委办党训班大家都积极踊跃参加。后来我们知道党训班更重要的还是当时斗争的需要，是在最紧急严重的斗争环境下举办的，那是在半塔保卫战、反顽斗争前夕，国民党韩德勤大军压境，铜城以西大通镇、张公铺、汊涧都是翁达的部队驻守，正积极向半塔侵犯，妄图消灭我新四军部队，就是在这种阴霾满布的政治环境下，县委为了保存力量，储备力量，采取办训练班，教育党员培养党员，同时作最坏的打算，以便随时应付情况变化的需要，这是一项紧急的措施。使我们这些人在革命的道路上受到了启蒙的教育和斗争的锻炼。
　　训练班就是在戴四家的一间大约只有二十平方米的草屋里，四周都是泥土墙，一扇门通外间，朝南有个小木窗对着院墙，窗户上糊的白纸，这本是养牛的地方，所以屋里不通风用以保暖。我们晚上睡在草铺上，白天把铺盖卷起来坐在铺盖上学习，在那儿学习的多数是青年学生出身，分别从政工二队、三队过来的队员，象韩礼和、范豫康、胡磊、戴福臻、张作宾，农民党员有缪文渭、缪世绵、单庆堂，讲起单庆堂不但农民，而且又是我们训练班中年纪最大的，当年，他已留起胡须，回想起来已是四十大几五十左右的年纪了。再加上纪元和祁式之是从张公铺撤下来的，由于当时斗争形势紧张，我们这些人过去大家见面，互相面熟，但谁都不详细了解那个是党员，那个不是党员，到了训练班以后又规定了一条纪律，就是互相不准问经历和家乡住址的情况，严格保守秘密。我们这些人分两个小组，书记是纪元同志，我是支部委员之一。
　　想起这个训练班的生活，我们当时是在处于被封锁的情况下，谁都不能离开屋子大小便，在墙角上放有一个尿桶。吃饭是戴四家给我们烧的饭，送到屋里吃，谈不上吃菜，但县委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过几天煮上一顿饭菜，可大家都是高高兴兴集中精力学习，夜晚轮流放哨。
　　给我们讲课的老师主要是周铸同志，他当时眼睛不好，身体很差，几乎不能看书写字，可是为了给我们上课，他每天晚上要花好多时间思考准备，他有一个笔记簿，还是在鄂豫皖工委办党训班时的记录，有时晚上叫我给他读一段，然后第二天给大家讲课，每次要讲一两个小时，主要是讲党的建设，进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内容从什么是共产党，党员的条件，铁的纪律，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还有怎么当小组长，支部书记，怎样接收新党员，如何举行入党宣誓。我们这些党员就是在这个训练班里第一次庄严地在党旗下向党宣誓。是德钧同志领着我们举手宣誓的，我们在那种环境里大家非常严肃，大家摒住气，声音控制着，但谁都是一个字一个字从心里吐出的，记得句子不长，都是“服从组织”，  “遵守纪律”，  “永不叛党”这样表示决心的坚定有力的语言。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教育大家都是毕生难忘的。
　　在这个训练班里，县委书记周利人同志也来给我们讲过课，他来讲的主要是斗争形势和党的任务，利人同志是江南在训练班里还配有武器，两人一支枪，韩礼和、范豫康和张作宾会用枪，由张作宾保管，那时我们夜晚还持枪去周家渡河口查贩鸡鸭，贩粮食到敌区的投机贩子，有一次在听了利人同志讲斗争形势的报告，可能由于情绪高涨，张作宾和胡磊站尾班岗，发现路上有贩子到敌区，胡磊不当心冒冒失失打了一枪，尽管当时没造成损失，可在那样环境下，枪声会暴露目标，事后还批评了胡磊同志。
　　我们的党训班，在那里实际时间二十多天，那时大家昼伏夜行，度过了多少个紧张的日日夜夜，训练班的结束，准确地说不是结束，而是半塔保卫战的胜利，一举击溃了韩德勤和桂顽的夹击计划，新四军乘胜追击，直到淮河边，路东解放了，淮南局面打开了，斗争的胜利迎来了明媚的春天，我们的训练班不是结束，而是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大家奉命去铜城接受新的任务，作宾同志记忆清楚，他说那是清明节离开戴四家的。是啊，人民的力量赶走了阴霾的冬天，我们在明媚的春天去铜城，分别走上了新的岗位，去迎接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历史任务。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上旬于无锡

喜看红旗金星五
　　都是烈士血染成
　　——记淮南自卫战争天长战事
　　李伍伦
　　战前态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炳辉率二师四旅、五旅北上山东。1945年10月，重新组成淮南区党委和淮南军区。
　　194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政府同时颁布停战令。淮南部队复员战士1000余名，排以上干部200余名，部队以开荒生产为主。5月上旬，路东各县根据淮南区党委的指示，进行土地改革(后因国民党进攻未果)。
　　4月，国民党在停战协定的掩护下，调集大批部队，逐步向淮南解放区运动。6月26日，由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占领路西地区。7月13日，国民党调集新五军第四十五师、第九十六师，整编七十四师的第五十八旅，以及桂系第七军、黄伯韬第二十五军，马乃武第二十六军等10万余众大举进攻淮南路东解放区。7月16日，国民党新五军第四十五师与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五十八旅约三万人，从六合北犯，以天长、盱眙为目标，分两路密集平推，步炮空协同作战向淮南解放区推进。新五军第九十六师由滁县占来安后，亦兵分两路，向天长、汊涧推进策应东路进攻天长县城的第四十五师，企图将淮南主力部队消灭在淮河南岸的天长，盱眙地区，打通津浦路，直达两淮(淮阴、淮安)。
　　面对国民党的进攻，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分局，要集中主力出击淮南津浦线，收复淮南失地，并准备打大仗。6月，五旅由山东南下到达天长。以五旅、独立旅、六旅组成新二师兼淮南军区。五旅部署在天长以南的东旺庙、四合墩、大井赵一线，独立旅旅部设新街。独五团布署在马集以南。独四团部署在东旺庙西北的滚庄、高庄一带，配合五旅歼灭由六台北犯的国民党部队。独三团阻击来安方向进攻之敌。陈庆先率六旅1个团在张铺以西构筑阵地。  1个团在盱眙县境内阻击明光方面的进攻之敌。
　　7月20日战斗打响，到月底淮南区党委等党政机关和部队撤出淮南，在10余天时间内，数万之众，犬牙交错，反复争夺，战斗日夜不息。
　　天长境内的主要战斗
　　一、歼灭加强营 。 1946年7月20日，国民党新五军第四十五师的1个团，占领东旺庙后，以1个营的兵力向天长进犯，遭五旅迎头痛击，下午4时许整编七十四师五十八旅的 1个加强营(三营)700余人向东旺庙西北的独四团阵地反复攻击，占领了滚庄、高庄阵地。敌加强营系由经过挑选的上等兵以上人员组成，为进攻淮南的先头部队，每人发双响，所有官兵均在缅甸受过训练，全部美式装备。该营有3个步兵连，  1个炮兵连(有六O炮10门)1个重机枪连，1个火箭筒排和1个辎重连，并有进口骡马50余匹，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自进攻淮南以来，该营骄横不可一世，进占高庄、滚庄后，放松警惕，宿营休息。独立旅命独五团与独四团相互策应，决定乘其麻痹轻敌之际，全歼该营。五团团部设在高庄附近的虞庄。一营由西向东正面攻击，三营由北向南包围敌人，二营调旅部为预备队，晚9时许攻击开始。部队先用枪榴弹和硫磺弹击中肖庄、磙庄、高庄的敌人营房， 敌官兵穿着短裤四处乱窜，一、三营的指战员集中火力向敌猛扑，经过20分钟战斗，将该营全部歼灭，俘敌400余人，敌营长等200余人被击毙，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26挺，冲锋枪200余支，步枪100余支，骡马40余匹以及其它物资弹药。五团伤亡12人，四团在阻击敌突围时伤亡80余人。此役是淮南自卫战争中以弱胜强的一次重大胜利，为淮南部队的反击，撤退赢得了时间。21日晨，独立旅退守天长、石梁张公铺一线。
　　二、东旺庙战斗。7月21日夜，第五旅强攻东旺庙的敌四十五师的1个团。十三团、十四团冲入敌阵地彻夜激战，敌凭借工事顽强抵抗，五旅强攻一夜未克，伤亡甚重，仅歼敌1个营大部。22日与敌对峙一日后，退到天长、张铺一经。
　　三、石梁阻击战。22日，五旅向天长方向撤退时，独立旅的独四、独五团亦撤至汉涧与石梁之间的董家河一带，独三团在阻击来安方向的九十六师后，亦撒至汉涧，张公铺，与旅部会合。23日，敌九十六师，在占领马集的五十八旅配合下，进占汉涧，并向张铺进攻。独三团于小李庄歼敌一个尖兵连，迫敌后续部队缩回汉涧。
　　25日上午，九十六师为策应四十五师进攻天长城，以1个多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汊涧向董家河夏王庙独五团阵地冲击，独三团、独四团各以1个营从两翼出击，敌支持不住被歼1个营，余溃退。五团亦伤亡300令人，敌见独五团未继续攻击，后续部队又组织反冲锋，五团伤亡过重，已无法撒下，幸独四团一营营长孙国勇率部及时援救，方撤出战斗。
　　独立旅遂命所属部队向石梁以北便益集，大通转移。九十六师以一个营兵力尾追攻击。负责断后的独四团，以一营继续正面阻击，吸引敌人，以二，三营隐藏向其两翼迂回包围，展开反击，歼敌大部，独四团副团长王树声牺牲。战后，各部转移至大通，泥沛一线。此时，大雨如注，部队疲惫不堪，淮南区党委、军区与各部队之间失去联系。7月25日，华中军区副政委谭震林率军区特务团到达盱眙县马坝，代表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全权指挥淮南作战，特务团驻天长汉涧镇。
　　四、天长保卫战。22日，占领东旺庙的敌四十五师，继占郑家集后，集中七个团兵力在飞机大炮配合下，进攻天长城。守城的五旅十五团在团长李世怀，政委殷绍礼的指挥下，英勇还击。23日，敌逼进城下，每天出动3架飞机轰炸扫射天长城，并向西门、南门，二凤山等地猛烈攻击，战斗异常激烈，战斗持续3天3夜，敌伤亡600多人，十五团也有较大伤亡，尤其是弹药消耗殆尽。此时、汉涧、石梁，张铺已相继失守，县城腹背受敌，再战不利。26日深夜，十五团奉命撤出天长，退向大通泥沛，铜城一线，当日敌占领天长城， 28日占领铜城。鉴于敌强我弱，背水作战的不利形势，29日，淮南军区奉华中军区命令，决定军区副参谋长朱云谦指挥六旅十六团坚持淮南游击战争，党政军机关及主力部队撤出淮南。
　　五、草庙山战斗。1946年9月10日，朱云谦率十六团奉命由盱眙、来安向六合、仪征、高邮方向撤退，盱来嘉中心县委及地方武装随团行动。11日，行至天长谕兴的草庙山，遭驻在郑家集、金家集、樊家集的国民党二十五军三路围攻，激战1日，当晚突围过天扬公路到长沟集，由东南工委陈雨田派东南支队1个连率船接到高邮休整，十六团团长彭济五率通讯排及电台共18人与部队失去联系，单独过天扬公路，在大仪西北的千棵柳毛竹棵庄被敌包围，彭被俘牺牲。
　　撤    退
　　由于敌强我弱，形势突变，我军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境地。7月29日，中共淮南区党委和淮南军区奉华中军区命令，决定由军区副参谋长朱云谦指挥六旅十六团坚持淮南游击战争，党政军机关及主力部队撤出三河以北。
　　撤退前，淮南解放区部队先掩护由大别山撤退到淮南的皮定钧旅渡过三河。接着六旅和军区机关北渡三河。五旅退至铜城、高桥一线，担负掩护军区机关的撤退任务。敌在我退出天长、张公铺一线后，由步步为营，变成追击前进，进抵三河南岸的马坝一线，五旅与追击之敌激战18小时，打退三次进攻，天黑后，向敌发起反冲击，然后十五团，旅直、十三团、十四团分别由永丰镇、观音寺渡过三河。
　　独立旅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旅首长果断决定，部队由观音寺、黎城镇强渡三河。此时，占领铜城之敌，倾巢出动，企图占领黎城镇，阻止独立旅强渡。在此紧急情况下，独立旅派出部分人员分头找船，其余部队集中火力向敌发动冲击，指战员背水一战，奋力拼杀，将敌击溃。然后，以四团作掩护，旅直机关、独三团、独五团和部分地方干部渡过三河，四团完成掩护任务后，亦从金沟河东渡北上赶往集结地点。至此，除朱云谦率领的十六团和盱眙、来安、嘉山等县的部分地方武装和地方干部敌后坚持外，淮南解放区的机关和部队全部撤出。独立旅防守三河，五旅稍事休整后，开赴苏中参战，炳辉县委机关撤至金沟河东。
　　这次战争是天长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战争，全县境内，遍地硝烟遍地兵，撤退路上，倒下了一批批忠勇之士，三河南岸挺起了一群群血肉之躯，在前有河阻，后有追兵的险恶条件下，他们浴血奋战，绝大部分渡过了三河，时至今日，  “北撤”干部仍令人起敬，他们是英雄，是党的优秀儿女。然而，在三河南岸还有数以千计的基层干部、共产党员和掉队士兵，未及北渡，滔滔三河将他们挡在了另一个世界。他们中的许多人，前些天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夜 以继日地忘我工作，运送粮草，抢救伤员，组织支前，由于形势突变，撤退的命令未能及时传达到他们，在兵荒马乱中，他们找组织、找部队、找到了三河边，有些机关干部，奉组织之命，安置家属或处理有关事务后追到了三河边……。然而，三河相阻，天各一方，等待他们的是国民党的大肆搜捕，调查室的严刑逼供，绝大多数被迫“自首”，有的献出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