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追怀——建国初期的县委书记们

                                           陈 胜 昌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在天长县委机关工作，几年间，先后接触过几位县委书记，虽然他们有的已经作古，但当时对我的教诲至今犹历历在目，使我终生难忘。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后期，我在县纪检会工作。那时纪委书记由政委（县委书记）陈振亚同志兼任，纪检干部仅我一人。运动处理阶段，我忙于写处分决定，每当我送给陈政委审稿时，文字上如有不妥处，他从不挥笔直删，而总是以商量的口吻说：“你看这一句，这样改一下是否更好些？”他所改动的一字一句，真让我口服心服，感到深受教益。在陈政委身边工作，使我的政治水平和写作能力都有了显著提高。
　　1954年初，我任县委秘书时，陈政委已调任滁县地委秘书长。一次，我在地委参加秘书工作会议，陈政委要我散会后到他办公室去一下，他拿出一封信给我说：“你们交通班的小张最近给我写信，向我回报近来学习文化的情况，我将信中错别字改过了，并附一信，你回去交给他。”一位地委领导干部，在百忙中还惦记着小交通员的学习，亲自改错字、写回信，这种平易近人、关爱下层的长者之风，真使我敬佩不已。
　　

戴 凯  （艾 思供图）

    不久，戴恺同志任天长县委书记。当时机关房屋紧张，我将他家5口人，安排住在县委机关东北角3间简陋的草房里，戴书记夫妇毫无意见。一次戴书记对我说：“你叫木工替我打个脸盆架，原来搁脸盆的凳子，就可抽出来给办公室用。”我说：“其他副书记和常委们都没洗脸架，是否每人都打一个？”他随即摇摇手说：“算了，大家都打太浪费，我一个人也不能搞特殊，此事就甭再提了。”一位县委书记提的这点小小要求，我都未能给予满足，后来每每想起来深感内疚。
　　当时县直机关有些同志认为戴书记太严肃，不敢接近。其实不然，在他1957年由嘉山县重新调回天长任第一书记时，正是反右派前夕。在运动中，我和夏锡生、徐弼等人被错划为右派。一天早晨，我在厕所上同戴书记相遇，旁边无人，我问：“戴书记，你认为我们这些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吗？对这场运动，我真不理解，党组织怎能这样好坏人不分呢？”戴书记当时叹了一口气：“唉！你们不理解，我也是同样不理解呀！”果然时隔不久，戴书记和副书记秦言永同志都被套上“反党分子”帽子。最后县委第二书记吉绍宏同志唱了压台戏，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大约1956年初，戴恺同志第一次调离天长时，地委曾派陈宏恕同志来天长任第一书记。陈书记对文字工作要求较高，开始我感到有压力，但他每次会议报告稿，都同我分工起草，前阶段工作情况总结由我写，今后意见和领导部分则由他亲自动笔，我的负担就轻多了。平时他常说：“办公室的任务就是参与政务和管理事务，不要事无巨细，都涌到书记室来，能答复和处理的事，就大胆处理。”由于领导的放手，我在处理日常工作中胆子便更大了。
　　　

（宋乃冰）

    1962年我平反以后，曾一度安排在纪检会工作。一天，时任县委第一书记的宋乃冰同志叫我同他一起出去办点事。我想，书记亲自出马，一定是很重要的大事，就跟着他一直走到北门医院。他找来妇产科主治医生，问她最近有没有一个名叫XX的农村妇女来看过病。医生一查，前两天确有此人来看过病。宋书记问：“什么病？”医生一看病历说：“她患有严重妇科病，必须继续治疗，不但要坚持打针服药，而且在夫妻生活方面要更加注意。”宋书记叫医生写了病历证明交给我。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县直某单位一位负责人，家住农村，妻子很少来县城，前几天妻子一到就急忙上医院，还说夫妻不能同床。该同志怀疑妻子在家红杏出墙，很可能来打胎的，就向宋书记汇报了思想情况，打算离婚。宋书记为了弄清真相，挽救一个家庭，便有了上回的医院之行。当天下午，宋书记将这位同志叫来，狠狠批评了一顿，说：“你如不信，病历在胜昌同志处，你亲自去看看。”这位同志心中的疙瘩解开了，回去就忙着陪妻子到医院治病，夫妇重归于好。
　　以上仅是些片段回忆，而且是四、五十年前的旧事，但从这些平凡小事中，可以看出他们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克己奉公、关爱他人的高尚品质。这些都是留给后人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更是当前开展的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一份非常宝贵的生动教材。
　　   （作者为原市政协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