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英(谷羽) 20世纪50年代刚进北京时的留影
在皖东天长西门老街的石板街上,曾留下一位少女匆匆的足迹。1918年寒冬,李桂英(后改名谷羽)就诞生在这条兼具皖东水乡韵味与市井烟火气的老街上。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从小城老街上走出的女孩,日后会跨越千山万水奔赴延安,在烽火岁月中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
从追求真理的进步学生,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北平的地下工作者,到奔赴延安穿上战士军装,她在战火与理想的淬炼中,完成了一个普通女孩到成熟革命者的蜕变。在延安,她与“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结为伉俪,并协助胡乔木在杨家岭、枣园的窑洞油灯下,为中央机关撰写、誊抄了大量电文,付出了无数心血与汗水。新中国诞生后,她担任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局长等职务,为国防科学事业和“两弹一星”研发工作,殚精竭虑,做出了重要贡献。回顾她的一生足迹,既是一个妇女解放独立的成长史,也是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奋斗史。
一、皖东小城,反抗意识觉醒
天长西门老街的烟火晨雾中,藏着李桂英最早的人生印记。老街不长,石板铺就,从老市口到崇本门脚下仅500余米。时隔近一个世纪,李桂英的旧居依然保存。旧居坐北朝南,位于西门老街中段,门牌号现为28号。其为淮扬风格建筑,呈庭院式,有三进院落。房屋采用青砖小瓦,硬山顶、人字形设计,设有横梁立柱。临街处装有铺挞子门板,前排房屋为店铺,后方带天井。主屋为格栅花窗,设有廊檐,两侧配有厢房,院内还有花坛。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旧居虽经多次维修有所变化,但基本格局未变。
天长西门老街
李桂英旧居(天长西门街28号)
1918年12月,一个女婴在这里诞生,父亲叫李兴泰,母亲为周氏,家人为女婴取名李桂英。李家上一辈本是读书人,以教书为业,祖父李阶平,曾考过秀才未中,后弃文从商,以自制的香烛、自卷的纸烟及零星杂货销售为主,做起了生意。此外家中还有一些田产,租与佃户三七分成,自家分三成。到李兴泰一辈,田产已大半卖掉,生活来源主要靠经商收入。不幸的是,父亲李兴泰在30岁时患病双目失明,家中生意仅靠两个哥哥李铭钟、李铭鼎来维持经营。李桂英母亲周氏,出身名门,开明贤惠,从小就希望李桂英能学习文化,自强自立,不能只围着灶台转。那时,封建意识还很严重,小女孩通常要缠足,她母亲便躲着家里人,白天做做样子,给她缠一缠,晚上就给她解开不再去缠。母亲对她的教育和影响非常大,8岁时,母亲就送她去读了县城最好的私塾,没有钱,就拿出自己的积蓄或变卖首饰来供她,希望她能做一个有出息的人。李桂英稍大后,家中的生意在两个哥哥悉心经营下也有了起色,随后的费用,便一直有哥哥们在接济供给。
李桂英天资聪颖,性格活泼,10岁时进入了城北志成小学(县立高等小学)读书。当时志成小学汇集了一些上海、扬州等地来的青年教师,教师们除旧布新,勉励精进,倡导“德、智、体、美、群”五育全面发展,让学生们得到了很好的新式教育,李桂英各科成绩都非常优异。
李桂英进入天长中学读初中后,该校校长为宣啸秋。由于宣啸秋同时担任安徽省教育厅科长,天长中学在当时的安徽省也具有较高地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天长中学已存在共产党地下组织,当时的宣啸秋同情革命,思想包容,学校图书馆因此藏有不少进步书籍。每当督学前来检查,宣啸秋总会设法掩盖这些书籍,避免其被查禁。与此同时,天长城内还有一座建于1921年的公共图书馆,这座图书馆为中西合璧的两层小楼,在当时的普通县城中颇为罕见。它坐落于西门街老市口向北不远处,距离李桂英家很近,是当地进步人士与青年学生的聚集地。在这里,人们时常读书、集会、成立学社,共同探讨中国未来的命运,积极求索民主与科学真理。受进步思想影响,李桂英的革命意识逐渐觉醒,13岁时,她便与袁婉香、顾宗英等同学一起走上街头,宣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呼吁民众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并推动大家加入抵制日货的行列,成为当年学校三个进步女生之一。
天长老图书馆,早期进步青年活动场所。
二、北平求学,投身革命浪潮
1930年,李桂英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即安庆女子师范学堂)。在女中就读期间,她不仅学习成绩优异,体育方面也表现突出,既能跑又善跳,曾参加学校的田径队及篮、排球队,还在长跑比赛中获得过银盾奖牌,并入选省运动队。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因家人担心她只身在外的安全,便让她回到天长县城高中借读。此时的李桂英,已接触到了《新青年》《向导》等刊物,思想渐趋成熟,十分关心时局,一心想着救国救亡,再也无法安心在县城读书。这年暑假,未经家人同意,她与同乡同学欧阳文澜一同来到革命洪流汹涌澎湃的北平。在北平,李桂英先考入了私立安徽中学高中二年级,后又考入北平女一中。北平女一中是当时北平进步青年的“摇篮”,也是李桂英革命道路的真正起点。在这里,她接识了孙荪荃老师。
孙荪荃,安徽桐城人,一位思想进步的民主人士,曾任北平女一中校长,因在“九一八”事变中组织领导学生运动被捕,营救出狱后,被撤掉校长职务,但仍留校任语文教员。孙荪荃上课时,常向学生宣传进步思想,讲述国内外形势和妇女解放的道理,李桂英深受其思想影响。1935年,“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孙荪荃挺身而出,率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李桂英也积极投身到了这场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中,她和女一中学生队伍从王府井向东交民巷行进的路上,遭到了军警驱赶镇压,军警动用了水龙、皮鞭、大刀,在与军警的抗争中部分学生被打伤、遭逮捕。“一二·九”运动,让李桂英认识到了妇女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深刻意义,并明确了自己人生的奋斗方向,决心将个人的成长与民族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
1935年10月,李桂英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她白天是潜心苦读的学生,夜晚则化身革命火种的传递者。她与同寝室同学一道,一边秘密从事学运工作,一边编印《时代妇女》杂志,用青春激昂的文字呼吁“妇女要自我觉醒”“要从厨房走向战场”。这期间,她先后化名周淑贞、黎明、王志远,作为抗日武装自卫会西城区成员,组织读书会,从事交通联络、经费筹募,及刻写蜡版、护送文件等工作。1936年秋,上级组织通知取消共青团,团员均转为党员,党龄从入团时计算。自此,李桂英正式成为中共北平地下党员。
三、千里奔赴,红色圣地延安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底,日军占领北平前后,中共北方局北平分局鉴于形势严峻,决定停止机关工作,疏散相关人员并安排不同去向。李桂英向组织提出前往延安的请求。当时的延安,已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首府,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根据地,也是全国人民抗日的指挥中心。在她看来,到那里能更直接地接受党的教育和培养,在革命实践中锤炼意志、增长才干,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事业。
时局动荡,人心惶惶。北平与延安相距千里,组织批准李桂英等人的请求后,仅交给他们一封密信,嘱咐他们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寻找杨尚昆同志,再由办事处安排进入延安。
由于缺乏经费,沿途又无接应人员,他们焚毁并处理了相关书籍、文件,变卖物品后,以流亡学生的身份离开北平,踏上奔赴延安的艰苦征程。他们先乘火车抵达天津,一路上随处可见手持刺刀的日本军人,甚至看到永定河上漂浮着中国同胞的尸体,只能强忍心中的怒火。从天津出发后,他们搭乘一艘运煤的商船前往上海,不料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轮船只得在烟台靠岸。但山东军阀不准学生上岸,他们被迫在山东虎头岩海滩住了一夜,之后又乘货车前往济南。
一路上阻碍不断、困难重重,他们或徒步前行,或搭乘便车,靠啃干粮、住车站码头艰难度日,但这些困难都挡不住他们的赤诚之心。从8月上旬出发,到9月初,他们才抵达西安。
到西安后,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时,大家都兴奋不已。但此时,对他们比较熟悉、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的杨尚昆已前往前方,因他不在,事情一时没了头绪。一天,李桂英偶然碰见了周小舟——两人两年前在北平抗日武装自卫会相识,此时周小舟已调至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李桂英向他汇报了情况,周小舟当即表示会设法送他们去延安。
9月中旬,李桂英与七八个同志搭乘一辆卡车离开西安城。出城后不久,因国民党设置重重关卡且道路不畅,他们只能改走小路徒步前行。从西安到延安有八百里路程,他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走了二十多天,终于抵达延安,见到了雄伟的宝塔山。
站在宝塔山下,李桂英望着迎风飘扬的红旗,看着黄土坡上一排排窑洞,又见一群群青年意气风发、满怀革命激情,耳畔传来八路军战士行军时的嘹亮歌声与训练时的刺杀呐喊,一时热泪盈眶。
四、烽火伉俪,窑洞喜结连理
在延安的革命岁月,是李桂英生命中最炽热的篇章。经中央组织部分配,她先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陕北公学以短期培训干部为主,重点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结业后,她又被中组部分配到陕西安吴堡青训班社会部工作。青训班,全称“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朱德担任名誉主任,冯文彬兼任主任,胡乔木任副主任。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初级班,学员毕业后会分送到抗大、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等地。青训班培训出大量青年人才,许多都成为革命骨干。李桂英在这里重新入党,并调任女生连指导员。
1937年11月 陕北公学开学典礼
在陕北公学学习期间,李桂英结识了方铭,两人住在同一宿舍。方铭是胡乔木的妹妹。公学毕业后,方铭被分配到武汉工作,李桂英则被分配到胡乔木所在的安吴青训班。即将离开延安远行,方铭请假去与哥哥话别,而李桂英正好要去青训班报到,于是二人结伴同行。
李桂英初次见到胡乔木,是他正在一片树林里主持大会。印象中,胡乔木身形清瘦,身着古铜色缎面大褂,留着分头,显得干练又斯文。胡乔木是苏北盐城人,李桂英是皖东天长人,虽属两省,但天长与盐城相距仅200公里,同属江淮官话语系。胡乔木听到李桂英说话,顿感格外亲切。
和大家一样,李桂英称呼胡乔木为“乔主任”。作为女生连指导员,如何做好女生连工作,是李桂英面临的主要问题。胡乔木向她介绍女生连的情况,教她如何开展工作。而李桂英遇到难题或有情况时,也总是虚心向胡乔木请教。或许因为是小妹的同学,胡乔木对李桂英也多了一份关心与照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胡乔木发现这个比他小6岁的姑娘,不仅眉清目秀、聪明伶俐,而且革命热情高涨,做事干练;而胡乔木的博学和才华,也让李桂英钦慕不已。随着彼此了解的加深,他们对对方的好感与日俱增,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
叶永烈在《胡乔木 中共中央一支笔》一书中,曾提及他俩的一段情愫:有一次,两人在路上边走边谈,胡乔木突然递给李桂英一封信。李桂英回到宿舍一看,信封上没有收信人名字,满心纳闷,便去问胡乔木这信该交给谁。胡乔木反问她:“信看过了?”李桂英一下愣住了。胡乔木连忙解释:“这是给你的。”李桂英回到宿舍打开信,顿时脸红心跳,原来这是一封表达爱慕之情的信。经过几次倾心长谈,他们对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心也贴得更近了。
1938年7月,他们向青训班主任冯文彬袒露心声,同时也算是向组织报告了此事。他们简单朴素,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大约一年后,他俩回到延安,在居住的窑洞中,邀请了两三个好友,吃了一包花生米,一碗面条,算是补办了“婚礼”。
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后改名胡乔木。“乔木”一名出自《诗经·小雅·伐木》中的“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取其高大、挺直之意。两人结婚后,胡乔木依据同一诗句,将李桂英的名字改为谷羽。“羽”指鸟,“谷羽”寓意“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的鸟。二人名字同出一典,寄托了永结同心的深情。从此,谷羽与乔木“五十余年共风雨,唱随偕老相扶护”(胡乔木赠谷羽诗)。
婚后初期,两人聚少离多。1939年9月1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当时李桂英住在延安城招待所的窑洞中,炸弹命中窑洞,窑洞坍塌,她一度昏迷,被抬进中央医院。醒来后,她才发现左耳鼓膜震破、左臂受伤、头部亦被砸破。在医院躺了三个多月,她才勉强康复。期间,胡乔木被派往西南大后方从事青年工作,待他返回延安与妻子重逢时,突然发现妻子听力骤降。询问之下,才得知二人曾险些阴阳相隔。
1941年,毛主席看到胡乔木所写的《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一文后,称“乔木是个人才”,并点名让他担任秘书,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此后,李桂英便随丈夫胡乔木,跟随毛主席、朱总司令先后住在杨家岭、枣园。1941年,他们的女儿胡木英出生;1944年,儿子胡石英出生。
在枣园居住时,他们隔壁的窑洞住着朱总司令,再过去便是毛主席的窑洞。那时,相隔的土墙较矮,中间还有一截凹了下去。在儿子胡石英一两岁时,朱老总和毛主席工作之余,常会隔着矮墙对李桂英说:“哎,把那个小家伙抱过来,玩一会儿,逗逗乐,解解闷。”因此,胡石英成年后总自豪地说:“我出生就参加革命工作了,能给革命老前辈解解闷,也算我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李桂英(中)、胡乔木(右)、方铭(左)及子女在延安枣园
五、参与土改,返乡天长省亲
奔赴延安前,李桂英只对家里说,北平沦陷,她去西安找工作了,可这一去便杳无音信。家里曾四处打听,还在报上登过寻人启示,但都不知她的下落。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天长地区作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在中共领导下,也加速了解放进程。8月20日,天高县武工队和民兵攻克天长城;9月,天高县政府迁入,并开展货币整顿、减租减息工作,恢复社会经济秩序。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耕者有其田”政策。李桂英决定前往华东参加土改斗争,胡乔木赞同了她的想法,并让她顺道回趟老家盐城,动员其父献地,积极支持土改。同时,她也十分想借此机会回天长看看亲人。
李桂英先到淮阴,随后前往盐阜区,一路上,她与农民同吃同住,不断开会、宣讲,明确《五四指示》中“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主张,发动群众,激发广大农民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在盐城,她见到了胡乔木的父亲、哥哥、姐姐等亲人,动员他们带头支持土改。在她的宣传影响下,胡家随后陆续献田,在苏北地区的土改工作中起了带头作用,产生了积极影响。
6月初,抵达淮安后,李桂英向张鼎丞汇报了想回天长的想法。张鼎丞当时担任华中军区司令员,立即同意了她的请求,并派民夫护送她回乡。从淮安到天长,一行人在路上走了三天。当李桂英身着灰色军装出现在西门老街上时,家人又惊又喜:喜的是她平安归来,惊的是她已加入共产党、投身革命。那时,抗战虽已胜利,但国共两党之间的局势仍不明朗。
父亲因眼疾失明,当他被人搀扶着出来,只能颤抖着手,轻轻抚摸女儿的头,那动作里满是深沉的父爱与生活的无奈。母亲曾在李桂英从事北平地下工作时,被接去北平做掩护。母亲深知女儿工作的危险性,整日提心吊胆。如今,看到女儿平安归来,还已为人母,激动得喜极而泣。
李桂英的归来,让一家人如同过节般喜悦。西门老街上的亲友、邻居和同学,纷纷前来探望。袁婉香,这位当年的“三个进步女生之一”,与李桂英畅谈了自己入党的想法,李桂英当即表示会向地方党组织积极推荐。还有一位姓王的亲戚,提着礼品前来,想请李桂英为已被捕的汉奸父亲说情,李桂英当场严词拒绝。在这次回天长的四天里,李桂英还会见了淮南路东地委书记李世农、专员周原冰,并受邀前往西门城区区公所作客,李桂英还与大家分享了延安大生产和苏北土改的相关情况。
1946年,李桂英在天长与家人合影。后排右一李桂英,二排左四李兴泰(父亲),二排左三李子明(叔叔),二排左二李铭钟(哥哥)。
1946年6月底,国民党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内战爆发。李桂英离开天长仅仅一个月,天长县城就被国民党军占领。彼时,李桂英所在的东台土改工作组,也已成为前线。9月中旬,张鼎丞转告李桂英,延安来电,要求她立即返回。李桂英踏上了艰难的返程之路,从淮安经沭阳、郯城前往临沂,一路靠双脚步行,夜晚在兵站休息。在临沂,她见到了陈毅。当时炮声隆隆,形势危急,新四军五师有一批突围出来的家属也要前往延安,组织上决定由李桂英带队。与此同时,从天长撤退出来的侄儿李问沂(东生)、李问洋(黎虹),侄女李建平(皖来)等人,也在临沂找到了她。就这样,李桂英肩负起带领近70人的妇女儿童队伍重返延安的重任。一路上,她不仅要安排众人的吃喝住宿,还要巧妙地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既展现出坚韧果敢的品质,又彰显了卓越的组织才能。经过三个多月的艰难跋涉,1947年2月底,李桂英终于成功将这支特殊的“队伍”安全带到延安 。
六、家国为怀,倾力国防科技
人们只知道胡乔木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邓小平的助手,被赞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是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然而,鲜有人知的是,李桂英也曾在毛主席身边担任秘书。那时,无论在延安还是在西柏坡,毛主席几乎每天都要撰写新闻、社论、评论,有时胡乔木因工作过于劳累或另有任务在身,毛主席便会将手稿或修改过的文件交由李桂英转发。战争年代条件艰苦,没有印刷设备,所有文件全靠手工油印。毛主席习惯用毛笔或铅笔写作、批阅修改,有时因思维活跃,字迹略显狂放潦草。为方便机要室辨认内容并进行油印,李桂英总会重新工整地誊写一遍,再交主席签发,同时将原稿妥善留存。就这样,她手头保存了一大批毛主席手稿。解放后,她把这些精心保存的手稿悉数上交,存入中央档案馆,成为无比珍贵的革命资料。
解放战争时期,李桂英一直是胡乔木的贤内助,除担任他的机要秘书、协助誊抄和整理文件外,还要操持家务、看护孩子。她始终默默无闻、任劳任怨。李桂英与胡乔木的两个孩子,女儿名“胜利”,寄托着期盼抗日战争胜利的心愿;儿子名“幸福”,寓意胜利后能过上幸福生活。由于两个孩子十分钦佩敬重母亲,成年后都改了名字——女儿改名为胡木英,儿子改名为胡石英,都包含了母亲名字中的“英”字,只因母亲巾帼不让须眉。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一家进入北京,住在中南海。生活相对安定下来,李桂英希望能有独立工作的机会,为党和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李桂英(谷羽)与胡乔木(1951年初夏于中南海)
1952年,李桂英被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装配厂(752厂)担任副厂长。1956年,她调到中国科学院,先在计划局任副局长;后来中科院成立新技术局,她又担任局长、党委书记。这一时期,中科院在中国国防尖端科技领域,特别是“两弹一星”研制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当时具体组织和协调中科院开拓新科学、新技术研究的正是李桂英。她为“两弹一星”研制殚精竭虑,做了大量前期和幕后工作。1988年,中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在北京建成,这一成果得到世界高能物理学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中国科学界继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之后的又一重大成果,主持这一项目的也正是李桂英。
回望李桂英的人生轨迹,从皖东天长的西门老街到延安的宝塔山,从普通少女到革命战士;从战争年代投身解放事业,到新中国成立后致力国防科技建设,她的足迹里镌刻着一代人的信仰与追求。她所走过的道路,不仅是地理上的跨越,更是精神上的升华。正如她晚年回天长故里探亲时所说:“我这一生,最庆幸的是在年轻的时候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最骄傲的是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和人民!”
李桂英(中)1980年回天长探亲时留影
参阅资料:
《天长教育志》 1990年安徽教育出版社
《胡乔木 中共中央一支笔》 叶永烈 201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长市志》 2012年方志出版社
《天长文史》第七辑 (2006年) 李问津 《回忆姑妈谷羽》
《忆谷羽》 柳怀祖 胡木英 2015年科学出版社
《五十余年共风雨 人比月光更美丽》 鲁书月 2022.12.7.《新民晚报》
《胡木英:母亲是一个认定目标就不动摇的人》《红船融媒专访》
《访胡乔木孙女李逸竹》《红船融媒专访》
《 陕西抗战老照片·延安》《抗日战争纪念网》
(钱玉亮)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