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清心直道写平生

　　　　　　　　　　　　　　　　　　　　包 立 欣

包拯画像

　　包拯，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生于宋真宗咸丰二年(999)，卒于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曾任天长知县,并有断牛舌案一史。据《宋史·列案》记载：“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后，有人来告斩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随后，包拯善于断案的名声逐步传于久远。
　　包拯传世之诗仅一首，至今脍炙人口，流传甚广，即“清心为治本，直道乃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这首诗，比较直白，也很有气势，既标明了包拯早年的志向，又道出了他的为人做官之道。
　　首先，他以传统道德规范自己，“清心以治本”。
　　据史记述，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包拯29岁考中进士，名列甲科一名，随后任命为大理寺评事，并出任建昌知县（今江西永修），因父母年事已高，需要奉养，包拯便没有赴任，后来又委派他到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因顾及父母又不欲行，即解官归养，数年后，双亲继亡，为尽孝守墓，总是“徘徊不忍去”，最后在族中父老数来劝勉之下，才赴调天长知县，可见包拯的孝敬父母之情刻骨之深。为彰显包拯在天长任知县的政绩，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又委派包拯出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官升殿中丞。因端州盛产名砚，过去有地方守官借上贡之机，假公济私和贿赂权贵之事，故包拯严定按贡需定产，最终荣获“岁满不持一砚归”之载史佳誉。为了坚持清廉，他晚年在家训中还严申：“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所以在包拯故后，还获得皇帝宋仁宗“忠贤将相，道德名家”的御赐。
　　

包拯家训

　　其次，他以是非原则作为名节，尽立身之道。
　　包拯一生中虽没有留下什么文学作品，但是留下的近200份奏章却是无价之宝。从那些态度鲜明的政治主张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正直和嫉恶如仇的秉性以及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在史书上首先有“七弹王逵”之说。王逵是一个得到皇帝和宰相欢心的封疆大吏。他既忘命贪剥，又着意贿赂朝廷要员，老百姓痛恨之极。一次，他又随意增加苛捐杂税，数目竟达50万贯，包拯得知后，连续两次上奏，虽免去了其荆湖南路转运使，但不久又被朝廷任为江西运转使，继续施行酷政，鱼肉百姓。包拯在调查此事后，又连续两次上书弹劾王逵，结果王逵被贬徐州后不久，又被提拔为淮南运转使。对此包拯十分气愤，接连又三次上奏弹劾王逵，并深刻分析王逵的危害性，指出：“若命酷吏为之职司，而令一路百姓受其患，是一夫之幸，而一路之不幸也，窃恐伤陛下爱民恤物之心。”由于包拯七次据理力奏，最终使宋仁宗痛下决心，罢免了王逵的一切职务。当然在史书上反映包拯弹劾的官员中影响最大的还是皇亲张尧佐。他是宋仁宗宠妃的伯父，因裙带关系，一下子被提为端明殿学士，并当上了三司使，鉴于朝野议论，包拯两次上疏，指出：“张尧佐乃碌碌庸才，因皇亲之故，瞬成朝廷显要人物。其是非颠倒，只知向全国盘剥，向国库借贷，使法制混乱。现正值国家财用困难之时，用此人理财，上违天意，下背民心，酿成危机，实令人痛心。”此后，张虽被免去三司使，但在宠妃的花言巧语下，宋仁宗又一次授其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等四项要职，特别是宣徽南院使一职更高于三司使。朝廷内外，更加震惊，在这种情况下，包拯即联合其他御史、谏官，连续三次上疏弹劾奏章，不仅指出“一日而授四职，求之过去，史无前例；访之今日，人情不安。国家典章制度，宣徽使、节度使不是德望兼备之人，从不轻授”，还单独上疏《请绝内降》之奏，强调“大恩不可以频假，群心不可以固违。假之频，则损威，违之固，则兆乱。”要求“外戚不可用为执政之官”。在包拯等人的坚决反对之下，宋仁宗终于因“念其忠恳”，而先后削去张尧佐几项职务，并在宠妃逝后决定“后妃之家，今后并除两府要职”，规定外戚不得担任军政要职而干预国事。事后，包拯也曾总结自已，“为尽其道”，当时已是“披沥肝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怨仇”。作为一名封建王朝的官员，虽为愚忠，但精神实已难能可贵。
　　再次，他以关心百姓疾苦为已任，极力之所为。
　　北宋年间，朝廷上下花天酒地，不顾百姓的休养生息，层层加码，暴征税赋，以各种名目盘剥百姓。据包拯统计，庆历八年朝廷收入近1900万贯，比景德年间增加一倍。有的地方原规定百姓夏税交大小麦，为了借机盘剥，官府又改收现钱，由每斗大小麦50文，增添名目后为140文，闹得百姓民不聊生，四处逃难。有的地方官为了表现政绩，还擅加赋税，名为“羡余”，进奉朝廷，以博嘉奖。为此，包拯连续四次上疏“乞望大缓吾民”，强调“民者国之本”，如果继续横征暴敛，肯定不能“安天下”，并先后提出“请罢天下税率”，要求免除常赋以外的一切临时摊派，以减轻百姓负担，还在《乞为薄、宽、救札》里向朝廷提出“薄赋税、宽劳役、救饥馑”其“三者不失”之主张，并针对朝廷宦官利用巡查之机，到处敲榨、搜刮民财的行为，提出“减少出巡，地方负责”的建议，积极为老百姓除去外加之害。为了减轻百姓的出役之苦，包拯还多次向皇帝上疏，请求放宽服役的年限，改一年一次为三年或两年一次，以减轻服役程度，并建议将食盐官卖用无偿差役改为通商有偿使用各方劳力，最终使公私两利。特别是在部分地区发生旱灾之年，包拯还书写了一份著名奏折《请支义仓米赈济百姓》，其中指出：“臣闻江浙、荆湖等路自去秋亢旱，田苗一例灾伤，即日米价甚高，民食不给。若不速令赈济，必致流亡，强壮者起为盗贼，老弱者转死沟壑，因此生事，为患不细。”虽然包拯的各种做法，表面上是为了维护朝廷大局，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实实在在地维护了老百姓利益。也正因为包拯的刚直不阿，极力所为，诸多主张亦得到朝廷的采纳。
　　包拯在仕途期间，虽没有同朝为官的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等在文学史上的辉煌和政治上的坎坷经历，但他的为人做官的品行道德和正直名节都远远流传在民间，和那些文学大家们一样永远受到人们的惦记，并闪烁着不朽的光芒。（艾思供图）
　　(作者为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